解殖與本土意識
潘國靈
「本土」不是這十年才出現的東西。如今論說「本土」,認真者必先要面對一個問題:我們應回到甚麼起點說起,以免只局限於「當下」而割切了歷史脈絡,但又不至於凡事從頭說起,過份強調傳承而無視於歷史斷裂和新形勢之突變?應《號外》之邀撰述「本土」的十年變化,我想到還是有必要回到九七之前,且當作一闕前奏,無可避免是高度濃宿的。以下所說力求清明,其實問題複雜,我偶也陷身迷局,願一起探索。
九七前
「本土性」之萌發,不少論者都會說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戰後嬰兒潮」一代逐漸長大,土生土長的年輕人口成社會新力軍,「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逐漸壯大,改變了上一代移民普遍視香港為「驛站」、「避風塘」、「難民營」、「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的過客心態。香港有了自己的一套有別於純「西方」 (如西洋歌劇、古典音樂等) 也有別於純「中國」 (如嶺南文化、國粹戲曲等) 的地道生活方式,表現於流行文化有粵語流行曲、港產片、表現於消費生活有由草根的茶餐廳到摩登時尚旗艦的海運大廈等。
這一時期的「本土」,我想是比較生活化的,也即是,市民喝一杯絲襪奶茶、吃一口酥皮蛋撻、買個平價紅白藍袋子如過平常日子,並沒想過它們當中有甚麼意義,甚或當作文化符號詮釋,將之當成價值論述。這種沒高度自我意識的本土生活,反更接近現在已被濫用的“lifestyle”的本意。由此也必須說明,「本土」 (local) 絕對不同於「土著」 (indigenous) ,如果後者還有所謂「原來」的、「固有」的 (多指開埠之前已存在的) ,「本土」在香港從來都像一片海綿,香港這地方常被稱為 (也以此引以自傲) 為「中西交匯點」,「交匯」的結果之一是已難溯正宗的「交混」,植根於地道食物、流行文化、商場建築等不同範疇,與後殖民論者所說的「混雜性」 (hybridity) 相脗合。七、八十年代的「本土」元素,有著很強的外向性,配以香港anything goes的can-do精神,這一時期的「本土性」,某程度上與「殖民現代性」分不開來。
學者Ian Scott將一九七二至八二年的十年定為「自主的香港」 (autonomous Hong Kong) 。八二年做為一個分水嶺,自是香港「回歸」正式上了政治議程,由此香港邁入長達十五年倒數的「回歸期」。如果之前一段的「本土性」還是樂觀的、「非政治的」,套用西西兩篇分別寫於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小說名字,香港也彷彿從自我肯定的「我城」旋律,轉而彈奏不安的「浮城」戀曲。「本土性」不再只是民間生活的本土情懷,也迫切地捲進了身份焦慮和危機氛圍中,之前自我形塑期許的「香港人」身份,攔腰受挫也許成了一個「未完成的計劃」。國族元素在九七前已「回歸」了,電視劇中較早出現「阿燦」形象,再由電影的「表姐」、「大圈子」接上,身份認同同時也是辨異,建立於具威嚇性的「他者」 (Other) 想像和設定上。現在叫中共政權如坐針氈的「中國人/香港人」身份調查,最初便是出現於八十年代中,始作俑者有後來當了特區首席顧問的劉兆佳。中英在談判桌上拒香港於門外 (「三腳凳」方案被拒絕) ,面對兩個泱泱大國,「本土」作為「主體性」的宣示聲音被擠向邊緣。政治低氣壓流行文化卻走上高峰,社會論述亦出現反彈,越臨近九七,一向被視為「失憶無根」的港人像「遲來的補救」般越發急於追認過去,一時之間坊間出現大量的香港論著,不少是回溯歷史,也瀰漫著濃濃的懷舊之情。較學術的則取西方後殖民理論之徑,將「中國性」 (Chineseness) 、邊緣性 (marginality) 、離散 (diaspora) 等應合當時社會情境的話語帶入討論視野,一時也甚興盛。
以上短短勾勒,旨在點出,「本土性」的一點淵源脈絡,它並非九七後才出現的東西,它看來也歷經不同階段,從民間生活的一種尋常經驗,轉至為嚴竣時刻應對身份危機、探索過去的劃界論述,再而至「茶餐廳」、「紅白藍」、「搶包山」等紛紛成為本土文化符號,又與後來的消費社會 (以「本土」作為品牌、品味) 密不可分,此是別話。「本土」多年來也打開了不同的討論可能,如「混雜性」、「半唐番」、「主體性」、「邊緣性」、「身份認同」、「後殖民性」等等。這些討論並沒有過時,但必須說,近十年一浪接一浪的「本土論述」,又隨著社會急變發展出有別於「前九七」的一套,一些話語有所傳承,一些則大大退潮,以至於斷裂。有了這背景認知,我們才可把思考的目光逐漸帶到當下。
後九七
「九七」在過渡期中曾經有一個可怕的稱謂:「香港的大限」,也因此有說香港的「世紀末」 (Fin de siecle) ,比全世界來早了三年。事實是時間是一個不由人的東西,你以為跟它約定好了嗎?誰知「時間零」是無盡的延擱,如果「九七」本意味著一個殖民地的終結,去殖/解殖/再殖之路比我們任何人想像中還要崎嶇難料。是以呂大樂在《中產好痛》一書中有云:「2004才是1997!」同樣的話現在仍有人說:2013才是1997!九七已過,但它永恆地成了一個歷史幽靈,回頭釘在地上的一根「鹽柱」。如今我們回望過去 (僅僅是十六年的過去) ,常以不同的時間線作座標,如「後九七」、「後七一」、「後沙士」等等,彷彿已飽歷滄桑,而一些也有著標誌意義的時間線,如「後京奧」,相對來說對香港的意義則不大。或者回頭梳理近十年「本土」之變,也可抓著一條時間線的脈絡,作論述之參照。
「九七」延擱,九七至零二年社會高低起伏儘管也如坐「過山車」,但整體來說,香港與中國之間,還算是處於「回歸」的「蜜月期」。大家未必相信董建華說的「祖國好,香港好」,但「背靠中國」確不乏支持者,曾幾何時只限於商人在中國設廠的「北進想像」,也好像向其他行業人士如文化人開放。評估香港形勢,不少論者 (如張炳良) 將香港置入一個「國際/國族/本土」的三角關係,定位過程難免有所迷失以至矛盾,但香港必須在其中找尋位置,而「本土」之於「國族」,又不僅是地方與中原的關係,還包括香港同時面向國內多個城市,即所謂「跨城際」競爭,以往說的「雙城」 (多指香港與上海) 已不夠,現在是四城 (陳冠中的《移動的邊界》) 、六城 (馬傑偉主編的《六個中國城市的十五條街道》) ,有研究本土的學者也跨界流動,將研究目光投放到「跨本土」 (translocal) ,身力體行者有馬傑偉的南中國民族誌研究《酒吧工廠》。這一時期,跨城際、跨本土、北上、北漂,的確為不少人提供了新的發展想像空間;「再國族化」工程其實自「回歸」後甫即在不同層面展開 (如最先於中小學行升旗禮) ,但普遍市民對中國並沒出現強烈排拒,不然,劉德華就不可能昂首於長城上唱他的《中國人》吧 (這可能是最近也是可見將來的最後一支香港民族歌曲) 。這時期的「本土」,與「國族」、「國際」儘管存有張力,但大致仍「相安無事」,「本土」作為一個定位問題,有了應對現實處境的導航性,不止於回望過去、回塑身世、懷舊的向度。
後七一.後沙士
零三七一、沙士做為一個分水嶺,是香港的悲情已到谷底,七.一五十萬人上街,是全民對特區政府的一次集體反抗。儘管七一議題不一,矛頭主要指向特區政府,但不滿之情也指向中共政權,沙士病毒之源來自中國,加之反「廿三條」,從零三年起,香港人幾乎徹底地改變了「七.一」的象徵意義﹣﹣將原來的「回歸紀念日」,改變成儼如年度嘉年華抗爭的上街儀式。
零三七一利用了手機動員,當時也有論者提到「新社會運動」。但如果「新社會運員」不僅是動員方式,還包括文化價值上的改變,則七一的上街請願,似乎仍是遵從固有模式。「本土」並沒有鮮明的角色。較為與之相關的,要算是沙士之後,一群為數三百名專業人士、知識份子、公民團體成員等發起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其中列舉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放在「國際/國家/本土」的三角關係上看,這顯然是靠攏於國際 (普世價值) ,也容納了一點本土 (以中產專業為主) ,而國族缺席。「核心價值」近年逐漸普遍化,出現在知識份子、官員、富商以至中共政權之口,已泛濫至一個地步,變成一個可放進任何內容的空置器皿,對「本土」價值的討論,似乎已失去了效用。
後零七.後皇后
「本土」真正發揮力量,還要等到「回歸」十周年。上接零六年保衛中環天星碼頭運動,零七年保衛皇后碼頭更持久強頑,一群以「本土行動」作名號的抗爭份子,在碼頭靜坐、集會、紮營、讀詩等,以直接參與的民主方式「重奪空間」。這群抗爭份子,除身體行動之外,亦關注到理念價值在一場運動中的重要性,成員向市民闡述碼頭一帶的公共空間和抗爭歷史意義,亦以自身行動,重新詮釋了皇后碼頭的空間符號意義。捍衛本土之路,從保衛一片滿有殖民象徵的空間開展,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弔詭」。但如文首所言,「本土」 (local) 其實並無所謂「純正」,不少本土東西其實亦深受殖民洗禮,大會堂、天星碼頭、皇后碼頭近愛丁堡廣場一帶,本來就是殖民現代性的一片實驗場,皇后碼頭之殖民性與本土性並不必然衝撞。「本土行動」以皇后碼頭作據點,其實正好可以帶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今天我們說到「去殖」、「解殖」,所指的是甚麼?如果僅是字面意義上,所有殖民元素都不明就裡去之解之,這肯定是不足取的,正如沒有太多人會認同改掉殖民街名這偏激主張,因為殖民街名已深深嵌進城市空間中,成為本土的內核。又正如在殖民史中,殖民者其實亦從早年的侵略者角色,經殖民現代性逐漸「改良」為一個起碼於大眾市民心目中的善治政治;殖民與全球亦關係密切,即所謂從殖民通向全球之路,香港亦搭上了這道直通車。這樣說也許會招來「戀殖」之指摘,其實我想說的是,後殖者必須思考或分辨,甚麼是應珍惜維護的殖民遺產 (如自由法治、教會辦學、殖民建築等) ,甚麼是應予以拔除的殖民遺害 (如權力結構、唯工具理性、地產霸權等) ?如果「本土」本已是混種,其中包括殖民現代性,站高一點來看,「本土」之路,實也是一條複雜的後殖之路。
皇后碼頭的本土運動中,「後殖」討論似乎沒充份打開,在坊間引起的關注,更多落在歷史保育、公共空間、城市規劃議題上,後者可上接至更早一點的灣仔利東街事件,政府以市區重建之名收建利東街,結果活活殺死一條充滿民間活力的喜帖街,灣仔街坊向城規會遞交了香港史上第一份居民參與規劃的「H15啞鈴」方案。社會開始對多年來一貫由大地產商和政府主導、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作出反思。可以說,此時期的「本土」如果有所轉向,就是本土意識回歸「地方」 (place) ,連結著空間意識的提昇,後接公共空間「私有化」、舊區重建帶來的士紳化 (gentrification) 、連鎖商店造成的城市景觀單一化等抗衡、社區經濟的探索 (如灣仔藍屋一帶) 等,尚是一條起步之路。
由此,「本土」漸次出現新的話語,不再是混雜、懷舊、邊緣等等,而是公共空間、文化保育、歷史價值,以至集體回憶等。行動必須伴隨論述而來,除了抗爭者的理念、媒體的熱話 (新舊媒體兼行) ,建制如政府亦迅速加入話語的周轉、挪用,「本土」不再是無意識生活而更是高度論述化的競爭場域,時刻有著多角勢力的交鋒。譬如在天星皇后一役,媒體不少將抗爭者概稱為「保育人士」或「保育派」,命名或方便討論,但也不無遮蔽性。另外,政府亦很快掌握新一輪的「本土話語」以應對形勢,之前還掛在口邊的「發展是硬道理」或「發展與保育平衡」已少說了,轉而開始多談人文價值、歷史保育和集體回憶。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於二○○七年十月,政府推出新文物保育政策,繼後實施「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至今已推出三期) ,再至曾蔭權提出「保育中環」,「保育」作為一股抗爭力量已大大消弭;舊建築不少將被改建成文化藝術之用,很大程度上又搭上了「文創產業」隆隆滾動的後工業經濟列車。
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出現高度「論述」的轉向,文字論著的沉澱增生不可忽視,與形勢亦步亦趨,譬如說,在保衛皇后碼頭運頭上,零九年馬國明在《路邊街角政治學》新編中即有文章專論;翌年葉蔭聰給「保育潮」作一趟深化梳理的《為當下懷舊: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亦是不可多得之作。
如果空間是橫向的,本土問題的討論,差不多在同時間內,亦展開了縱軸時間上的熱列討論,即所謂「世代論」,這方面,文字著作亦起生關鍵作用。這條論述脈絡可從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溯起,不少論者把它讀成「戰後嬰兒潮」的一篇自白懺悔,有趣是差不多同時期 (二○○四年開始發表,○七年成書) 出現另一位也屬「戰後嬰兒潮」一代的呂大樂教授的《香港四代人》,個人著作遇上時代大潮,事後引發一場頗有火藥味道的「世代之爭」。如果說七十年代的「本土身份」形塑肇起於世代轉換 (「戰後嬰兒潮」之壯大) ,這場「世代之爭」好像也回到重頭,「戰後嬰兒潮」卻成被批判的一代,一些論者認為他們對當下香港一些問題 (尤其是民主停滯不前的局面) 負有很大的責任,首見成書的,有一群「七十後」作者﹣﹣韓江雪、鄒崇銘所著的《香港的鬱悶》。起初的討論似乎仍沿襲「冇位上」、「向上流動」窒礙的一套思維,後來漸生世代新文化價值的冒現可能,如新一代不再奉中產價值為依歸,與「新社會運動」追求的多元價值轉向又可能互有關係。「四代論」擾攘一時,大概至零九年反高鐵運動中才告降溫,焦點轉移至「八十後」身上。
後高鐵
如果說此前有關歷史保育、公共空間、城市規劃以至世代論等議論主要還是在香港之內「引爆」,真正突破香港界限,還要等到「反高鐵」抗爭之中。「反高鐵」牽涉保衛菜園村,也意味抗衡主流中產社會「向上流動」、「發展主義」為尚的城市價值,或至少提出「農耕生活」、「新界想像」、「後物質主義」的另外生活可能。除此之外,「反高鐵」亦深深觸及「中港融合」問題,高鐵從中國開出直駛進西九龍中心,「三小時生活圈」有人看以為是理想願景,有人看以為是邊界消融,在「香港中國化」的隱憂下,本土價值的討論又重新回到一度有所淡化的香港人/中國人之身份認同上;再至反國民教育,身份問題更形尖銳。也大概在這段時間,中港矛盾日趨激烈,反映在雙非孕婦、「自由行」衝擊、宜居灣區建設、「港深一體化」、水貨客等民生生活和未來建設藍圖上。關於這些,有論者將之化約成資源分配問題,但事實顯然不止於此,「本土論述」與「國族主義」激烈爭逐,社會持續政治化,價值衝突才是最關鍵的。
在這背景下,「城邦論」凌厲登場,以文字書寫 (當以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和《香港遺民論》為「法典」) 和網上動員雙管齊下,短時間內帶來巨大衝擊,將一直變化轉換、打開了不同維度 (也常無疾而終) 的本土論述,扭向了力主回歸華夏文化、與當下中國切割、追求邦聯制的城邦自治一支上,「城邦派」自立門戶,成為一面鮮明旗幟。
羅永生
這幾年來,香港冒現了一道特異的風景,就是在大大小小的一些示威遊行的場合,都見有青年人揮舞著英國國旗,以及舊日香港在英國殖民地時期用的旗幟。那面「港英旗」在左上方是一面小的大不列顛「米」字旗,右下方是一個由「龍」與「獅」合組的盾徽。而另一支也非常耀目搶眼的,是從港英旗移去了「米」字,保留了「龍獅」徽號,中間加上漢字「香港」的「龍獅旗」。這幾支旗交相出現在街頭,象徵著一種向英殖民時期致敬的願望。
好幾年前,筆者首次在七一「回歸」日的遊行見到「港英旗」的出現,當時並沒有甚麼媒體報導及關注,及至去年香港出現了一個「香港自治運動」的小組織,他們以「港英旗」為基底創造出一支「龍獅旗」,也乘著網上「城邦自治論」的流行,社會上方開始廣泛留意這種帶著「戀殖」色彩的政治新潮流。自此之後,這些不同款式的英殖像徵便形成一種小小的「次文化」。
不過,雖然港英旗和龍獅旗都令人聯想到對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懷緬,但嚴格來說,兩支旗幟所展現的是頗為不同的政治取向。
城邦論的支持者主張香港要以族群政治的手段,爭取香港真正的「自治」。他們主張「中港區隔」,香港人要在心態上和中國切割,但在政治上,城邦論者認為他們並不是要追求獨立,甚至還要以香港來復興「華夏文化」,這可謂一種既反對人家抱大中華思想,卻又要擁抱中華「道統」的「小中華主義」。
雖然兩支旗幟底下的人,都共同分享著對中國大陸及大陸來客的抗拒,不過,揮舞「港英旗」的年青人,對任何中華思想都具有戒心。在揮舞港英旗的活躍分子中,有人並不諱言他們最希望達成的是「香港獨立」,所以他們也毫不顧忌人家認為他們有「戀殖」的傾向。雖然他們並未有像「城邦派」一樣有一套完備的理論,但他們要表達的是一種更為坦率的要求,也就是希望與中國,甚至包括中國文化切割。所以,揮舞港英旗並不代表他們以為香港重新受英國管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選擇。因為他們要衝擊的,其實只是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鋪天蓋地在香港生活每個範圍都可以感受到的民族主義政治正確性。這種大中國主義想將殖民時代對香港及香港人的真實影響含糊淡化掉的。對他們來說,這種民族主義政治正確性,不但存在於官方建制,也存在於主流的泛民反對派。但這種民族主義正直接或間接地否定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香港人」已經變成與大陸上的中國人截然不同。這種新浮現的香港人意識,標誌著和過去十多來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以來的全新現象。
事實上,香港主權轉移的起初十年,香港縱有風浪,政治身份認同都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人們總是以基本法為依歸,認為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仍然是在實踐當中,當中最為敏感的政治改革部份,也只有步伐快慢的爭論,不存在信任崩潰的狀況。但是自從2004年人大倉促釋法,為雙普選訂下額外的框框開始,人們廣泛地對基本法的承諾產生懷疑。香港的泛民主派陣營中間,亦因為路線分歧出現嚴重的分裂,把社會上最大的共識打破。蜂擁而出的是更多的青年自發社運、網上數不盡的異端政見群組。夾雜在各類新政治見解中的是強烈的反共情緒,以致身份認同問題的重新理解。
去年是香港主權移交的十五周年,網上有好幾篇文章,很能夠反映出青年一代對自身身份認同問題的思考,它們被大量的轉載和討論。其中一篇題為《一名90後對英屬香港既感受》,文章開頭是這樣寫的:
「當年電視6點半沒有洗腦時段,英國亦讓香港人學習中國歷史,了解我們來自那裡,卻沒有一科英國歷史,迫我們洗腦。我尊敬英國,是因為英國有尊重香港人,真正的愛和尊敬是發自內心,不需靠洗腦。香港回歸時我只有2歲,對英國沒有很深的印象,很多90後更加可能沒有經歷過英治時期,但不代表他們沒有權說懷念過去,回歸數年後的香港,仍然有英國留下來的影子,他們都能看到和感受到香港回歸後如何衰退,並非沒有經歷,沒有懷念的權利,英國人不會對我們說你們是狗是奴才,沒有英國照顧你們早就完蛋了,但中國呢?我只能說聲,我的心在英屬香港,因為那裡有尊重,中國的洗腦,永遠不能改變我的心。」
正如絕大部分的「懷舊」一樣,所緬懷的都不一定是個人的實際經歷,而是一些由於當下處境而重新塑造,以致投射出來的「記憶」。這位「90後」的作者真實的處境是目睹他有生之年(「回歸後」)香港的「衰退」,也經歷過年前北大教授孔慶東出言侮辱香港人都是狗的惡毒言論,也受到香港「反國民教育科」運動的衝擊。這些都是他將他的不滿,連結對一個美好「英治」形象的背後原因。
事實上,香港的確是一個很容易對歷史產生各種心理投射的地方,因為正如這位作者所寫,香港過去並沒有統一的歷史教育,甚至應該說,香港教育一直是非常嚴重的「去歷史化」。在英治時代,英國歷史既沒有納入課程,中國歷史也只是個別文科學生的選修科,而且在一段長時期內,中國歷史科也只偏重中古、遠古的歷史而非近代史。對「歷史」的放任自由主義,同時也意味著虛空的歷史觀。過去這項意圖淡化歷史記憶的政策對英國殖民者有利,但主權移交後雷厲風行的教育改革,也一樣將中國歷史科日益邊緣化,因為主政者希望以「國民教育」去取代為學生建立歷史觀的功能,想建立對國家的忠誠而不是明辨歷史的態度。所以,當新一代馳騁於美好英殖時期的浪漫想像之際,他們也毫不諱言,他們並非以殖民歷史的真相為依據。
例如,另一篇題為《為甚麼我想香港獨立/自治》的文章中,作者也坦然承認殖民主義並非仁慈無私的善意統治,她說:
「我不認為懷念英國的一部份香港人是崇洋媚外,那是發自內心的感激之情,我們絕對知道殖民地政府自己拿了好處,真誠為香港的官不多,但英國人為香港確立了廉潔、自由和法治,建立了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把香港從漁村變成國際金融中心,這些都是香港人自己做不到的,就看特區政府的無能而知。我不覺得這是奴性,這是學生對老師般的感恩,我很佩服英國人的管治能力。殖民地政府沒有教我們愛英國,以前政府口號廣告公民教育都是教我們愛香港。香港人在外國遇險,例如日本地震或泰國軍變,中國大使館不受理,反而英國會接走持有英國海外國民護照的香港人,我完全能理解他們認英國為祖國。還有,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自力更生精神,也是在殖民地政府下建立的。」
作者比較特區政府和英治時期的管治能力,認為前者遠遜於後者。姑且先勿論英國一直都肯為香港人出頭是否符合事實,以及香港是否真的曾經是一個完善的福利社會(很明顯這些都是誤解),有趣的是在於,無論是「管治能力」還是「英國把香港由漁村變成金融中心」等幾乎已成了陳腔濫調的香港故事,都是自八十年代以來,中、英、港幾方合作所形塑的主流論述。英國人在部署「光榮撤退」過程中,努力形塑英國如何創造香港奇蹟,但中國方面,也要表演如何把「香港奇蹟」光榮平穩的接收。
中國關於香港的「去殖民故事」也只是強調香港過去的成功,是有賴於中國在背後的大力支持。也就是說,沒有中國過去對香港的支持,就沒有今日的香港。於是,香港漫長殖民史上的各種複雜、糾纏的關係,都一一變成同一個浪漫殖民香港奇蹟的變奏,中國與英國共同打造香港的「殖民奇蹟」。今天,主權移交後成長的一代,也不知不覺地全盤接收這套論述,因為這是流通在各種公共空間的主流論述。問題卻出在,當英國撤退後,英國可以隱身成為抽象地懷緬、追憶的想像,但中國卻被同一套論述所訂下的標尺所批判。
事實上,香港是一個沒有通過「解殖民運動」而完結它的英國殖民統治狀態的社會。殖民地經驗、殖民主義文化、殖民管治方式等,全部都未有經過反省、批判和痛苦的衝擊就給「急凍」起來。所以,從某一個意義來說,「戀殖」是一個早早就內置(built-in)於香港目前「後殖民」狀態的成份。因為,整個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定下的,基本上是一種筆者稱為「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狀態的延伸,它不意圖去終結殖民主義,而是將殖民主義冷卻和凍結。就正如香港的專欄作家陶傑反複的在他的諷剌文章上所表述的,其實最最表現出香港崇洋戀殖一面的東西,正好是當今中共及依附在它周圍的權力建制所推許和讚頌的東西。
問題就在於,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官式政治正確文化底下,建制派的附從不時要高舉「戀殖」的大棒去對付香港的青年異見分子。例如2007年社運青年發起保留皇后碼頭的運動,當時的親中左派就大肆抨擊這些為「戀殖」的行為,是香港政治上回歸了但「人心尚未回歸」的例證。這種論調早已從主權移交後初期的一些個別、零星的評論,慢慢變成一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官方政策,他們希望可以透過改造香港的人心,克服和扭轉「人心未歸」的狀況。「國民教育」背後的愛國主義教育議程昭然若揭,最近又更出現的針對「通識教育科」可能成為中學生政治覺醒溫床,因而要求教這科的老師申報自己政治立場的呼聲。
不過,這種種新出現的意識形態控制舉措,與其說是在補救「去殖民」和「反殖民」意識在香港「回歸」過程的缺席,倒不如說是深化了香港「解殖未完成」的危機。因為親中的國家主義者揮動批判大棒,把反對者的反對行動上綱上線,把一切爭議都上升為關於身份認同的對立,連繫到民族與國家忠誠的問題,把香港正常的民主政治爭議上升為「敵我」矛盾。但是,這種批鬥所壓縮的正是過去數十年香港持異見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空間,把香港的一切的政治都化約為國族身份認同的政治。
事實上,「批判戀殖」往往內含著對香港文化經驗獨特性的敵視,把「香港性」化約為可以簡單移除抹走的「殖民性」。這顯然是對殖民性的複雜糾結傲慢與無知。當批判戀殖日益以國族主義方式,以君臨香江的姿態出現,它會在否定浪漫化的英國人功蹟的同時,也一道取消了香港人的主體性。這種批判不單會肢解英治時期複雜的殖民歷史,也會日漸消融文化解殖過程所必需的那種忠誠面對歷史的態度。而為了守衛香港人作為香港的歷史主體地位,反對中國國族主義的侵凌,懷緬英治美好舊日的情懷正日漸演化成一種「策略性的戀殖」。
就正如香港社會學家呂大樂最近出版了一本題為《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的書,其題旨是透過重新細閱的歷史資料,商榷一種通行的觀念。那種觀念認為七十年代是香港形塑出一種香港本土身份認同的起點,也因為這樣,所以不少人也因此認為七十年代也是一個好的時代。呂大樂透過他仔細的史料扒疏,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認為縱然香港人在那個階段形成了本土意識,但絕非是因為市民認同了當年港英政府的施政,也不是因為認同及參與了當時殖民政府為了最終撤退的打算,刻意消除施政的殖民地色彩所打造出來的各種民意工程。
呂大樂的研究提出的是歷史真相的問題,他所針對的那些流行觀念,如果說那已經變成一種神話,也是一種由各個不同的立場的人所分享的神話,當中包括今日泛民中堅的那一代,亦即出生於嬰兒潮時期的所謂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可是,呂大樂的研究針對的這種嬰兒潮中產一代的迷思,卻不符合新一代本土主義寫手要求刻意打造英國善治神話的口味。他們認為,呂著是一本讓那些「離地中產」知識分子去替英治神話「去魅」的著作,功能是幫中共滅火,打擊英治香港比特區香港更好的論述,暗合中國的新殖民主義。他們認為,縱然英國人善治香港只是一個神話,未必符合史實,但依據托古改制的精神,對過去的重構或者再創作,都是合理的,毋須受準確無誤史實的羈畔。很顯然,對這些論者來說,只要政治上有需要,人人不單有權懷念英殖時期(就像上面所引的年青作者),更有權打造出值得懷緬、值得依戀的「殖民回憶」,讓香港「思今苦而憶昔甜」,以說明我們有權追求自己的「本土性」。
這種「策略性戀殖」的歷史觀,雖然實質上是鏡像倒映出他們所反對的中共所依附的那種官方史學/中國皇朝史學那種以政治駕馭歷史的精神,但也正好例證出今日香港「解殖」工作的舉步維艱,也就是說,當香港身陷勾結殖民的雙重困局,也體現了國族主義反殖民的虛妄與自傷,甚至了解到國族主義運動其實就只是準備著另一種殖民主義,但當自身要在掙扎當中確認自身的歷史主體性時,「急就章的政治」 (politics of expediency) 仍要驅逼著一些人去拿起敵人早為他們預備好的「反抗」武器,仿效一種類國族主義的想像。他們分不清那是武器還是陷阱。
就像AshisNandy所說:我們不單在身體和思想上被佔領了,還更被先佔了對自身解放條件的認識。這就是他所說的「第二次的殖民化」。
許漢榮
「回歸」,即香港被中國併吞,有什麼意涵?去殖民地化在香港有什麼意義?曾聽過有一個說法,九七以來,香港並未「去殖」,不過是由過去的英國殖民,至今為中國殖民而已。因為殖民地本身對於自己的未來,並沒有話語權,一切都要看宗主國的意願。
最近政制改革諮詢,社會都在看泛民主派如何回應、「五區總辭」是否落實、政制發展能否彰顯民主等。然而,心照不宣的是,香港的政制民主化,不論速度抑或深度,香港人都不在掌握話語權。英殖時代固然如此,英國在香港實行統治,政制根本不是香港人能參與的;但「回歸」以後,情況亦沒有多大改變:親建制人士一再說明,香港的政制發展最後始終掌控在中國手�堙C從這個意義看來,「回歸」與否,分別不大。
有人說,香港被中國併吞不過12年,還未是時候實行普選。也有人說,由「八八直選」起計,香港人爭取民主也起碼二十年了。更有人說,就是西方,民主發展也是百年之大業。香港得到中共政權首肯「可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可以」在2020年普選立法會,在時間上已是很快了,再說要爭取2012年雙普選,無異於緣木求魚,不如在中共政權既定的框架下行事,以期盡快得到普選,豈不更好?
這樣的論述似乎很正確,但這卻是一種某種程度的殖民心態。過去我們受殖民者統治,無可奈何;但假如現在我們相信的「港人治港」,是我們在當家作主之時,為何仍要我們受�虓簉v者的擺佈、受�荌禤a機器的控制呢?更甚者,是大部分人仍甘之如飴,認為無可厚非。
尤記得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曾說:「中央授予香港特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這句話出在殖民者的口中,大家不會覺得出奇,但當這句說話出自所謂「祖國」的領導人之口,我等蟻民,還可如何?然而大家別忘了,國家有多少權,理應是人民授予的吧?怎麼一句倒轉了說的話,我們竟也接受了?
香港過去10年的「戀殖」現象
香港還是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