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蘋果日報》  2007年7月1日

        中國國家主席胡匪錦濤訪問香港，訓勉曾蔭權傀儡政府，表達「四點希望」，要求曾新政府須有「良好的團隊作風」，強調「希望大家團結」。

        曾新政府組成之前，各股勢力卡位角力，認定誰當了「政務司司長」，誰將成為下一任特首的大熱門。對於宮廷鬥爭的經驗，胡匪錦濤主理的中國政府是過來人，自然也看到了。一個「萬壽無疆」的權力中心，旁邊有一兩個「永遠健康」的王儲接班人，陰謀詭計，搶班奪權，終究是「穩定和諧」的一大隱患。

        中國政治從來難有健康良好的「團隊作風」，因為權力的來源並不來自選民。香港特區政府的問題也一樣。曾蔭權政府雖然要仗賴民望，但在基本法的結構方面，是完全向上問責的政府。曾新政府的人事佈局，如果有中國政府的影響力，有一兩個是所謂「煲呔心腹」，另一兩個是「中央屬意」的人，一起熱身演兵，等待未來五年的「中央考核」，則曾新政府的「團隊精神」，未來五年，必定蒙上陰影。

        因為所謂「團結」，與「和諧」一樣，只是一種理想。人性是自私的，自私不一定是壞事，只要共同遵守競技的制度精神。有人群聚居的地方，也一定有矛盾和衝突，矛盾和衝突也是社會的常態──在非洲的荒野森林，獅子撲食羚羊、鱷魚噬咬河邊棲水的斑馬，生命為了生存，天天都發生殘酷的衝突。但只要草原不受破壞，雨林不過份開採，羚羊和斑馬有得吃，繁殖量比獅子和鱷魚高，則大自然的生物鏈在殘酷的衝突中就自行維持了生態的和諧。

        曾蔭權連任組成新政府的時候，剛好英國首相貝理雅下台，財相白高敦接任首相。白高敦在貝理雅的政府中當了十年財相，一直等待上位。貝理雅曾經答應出讓權力，後來自己越做越過癮，白高敦一等就是十年。然而，在一個民主的制度裡，白高敦並沒有以「皇儲」自居，英國的輿論沒有以甚麼「九千歲」視之。白高敦也有自己的勢力，在貝理雅夥同布殊出兵伊拉克的時候，白高敦在內閣的一票也鼎力支持。雖然可能他另有想法，但白高敦沒有在貝理雅背後插刀，沒有抽後腿，他只把財相的工作做好，為貝理雅的十年創造了驚人的經濟繁榮。

        在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選民的眼睛永遠是雪亮的。貝理雅交權，在國會發表最後一次演說，笑著說：「你們等得久了，我說的就是這麼多，我終於走了。」在一片掌聲中離場，白高敦接任，發表演說：「很高興我能為國家服務。」

        「領導」也是一種服務。香港在殖民地時代，把官員稱為Civil Servants，除了港督，身為英皇代表，是當然的「管治者」（Governor），由布政司以下，全部是「僕人」（Servants）。殖民地時代香港沒有民主，但「公僕」的意念就是向公民負責。首相府沒有委任一個港督，然後又扶植另一個布政司，一個警務處長，讓他們各自「爭取表現」，「制衡」港督，因為怕這位第一號人物「權力坐大」。

        英國民主制度是君子的遊戲，權力來源在選民，因此雖然政府內閣中有「貝黨」（Blairites），也有「白派」（Brownites），但從不形成損害國家利益的內耗和傾軋。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小人的凶局。權力來自皇帝，幾千年來，黨錮之禍，牛李黨爭，到「劉少奇一類騙子」、「林彪一類野心家」，派系鬥爭的陰影幢幢。民主和選票約束人性的私慾，化私利為公益；帝皇和宮廷 釋放人性的私慾的殺傷力，不論「天下為公」的聖賢口號喊得多響，一個國家始終是家天下。

        白高敦剛上台，就成立了一個「商務委員會」（Business Council），並延聘維珍企業的大老闆李察布蘭遜入席。布蘭遜是一位白手興家的富豪，很有個性，做生意靠直覺，憑一腔豪氣，敢於顛覆，勇於破格，他成為白高敦工商政策的幕僚，為英國今後的經濟發展籌謀，英國其他企業的大老闆沒有眼紅，選民也沒有假設白高敦「官商勾結」。君子的遊戲，民主的制度，建立的是信任，政府每走一步，不會激發無窮無盡的陰謀論。

        民主國家的領袖不必把「團結」兩字掛在口邊。衝突就是和諧，矛盾就是統一，辯論就是對話，變幻就是永恆。世界文化是有優劣之分的，一個制度，在最長的時間，為最多的人保障最大的幸福，就是一個優越的文化。

        曾蔭權、曾俊華、唐英年（排名不分先後）等人，是在西方受過教育的華裔行政管理人。在當前的文化衝突之中，他們後天的教育，最終是不是能蓋過先天的文化性格，還是受制於一個「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的中國君臣傳統，是一個很有趣而又最終可能頗令人悲哀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