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

孫中山：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

劉曉波《全球審江大聯盟》 2006年4月17日

        1949年後，對國民黨的頭面人物，中共獨尊孫中山，毛澤東稱孫為“革命先行者”，每年十一還要在天安門廣場豎起孫中山畫像；改革以來，中共對孫中山的評價越來越高，曾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並自稱是繼承孫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間播放孫中山專題片，採用臺灣國民黨的稱呼，尊孫中山為“國父”，顯然是為了與統戰臺灣國民黨。

        去年和今年，兩次“胡連會”中，孫中山的亡靈都是主角之一。連戰在南京中山陵和北京衣冠塚兩度祭拜孫中山亡靈，胡錦濤兩次講話中都引用孫中山語錄。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強制灌輸下，一提起孫中山，大陸人馬上想到的是他留下了“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然而，對於中國的現實政治來說，他留給後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遺產，首先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也就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其次是“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党國體制”，也就是政治獨裁。這一遺產的最初繼承人，是利用軍事政變奪得國民黨最高權力的蔣介石，最後的繼承人是通過內戰登上執政地位的毛澤東及其中共。

        改革以來，重寫中國近現代歷史和重新評價歷史人物，已經變成自由知識界的主流，自然也要對孫中山進行重新研究和評價。其中，老一代學者袁偉時和青年一代學者王怡的重評最有影響。袁偉時先後寫過《民初“護法”與法治的歷史經驗》、《政治策略與民初憲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批判過“孫文的錯誤選擇”；他還寫過《孫文“賣國”檔案》，詳細梳理了孫中山的機會主義外交。幾年前，王怡曾撰文指出孫中山是“亂臣賊子”（《二十世紀之亂臣賊子》）；最近，他又寫出了《孫文與中國百年憲政的教訓》，用大量史實論證了“從民主走向獨裁的孫文道路”，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義與獨裁”、“出賣國家主權”、“內戰與分裂”。王怡的結論是：“孫中山亂共和、亂民國，並在‘天下為公’的旗幟下亂天下人的性命。這時我稱他是‘亂臣’，便和‘賊子’相通，‘賊子’者，民賊也。”

        大量史料已經證明，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孫中山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按照孫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統一中國、君臨天下之時，孫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許諾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政”，而極有可能是又一代極權君主，如同毛澤東在奪權時高喊“反獨裁、爭民主”的口號，而掌權之後就變成了“歷代都行秦政事”的獨裁帝王。

        最近，我讀了《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張育仁著，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書，第一次領教了孫中山的喉舌思想。據該書介紹，在中國報業史和新聞思想史上，孫中山之前的啟蒙者們，大都把報紙看作“民口”，即民眾訴求和社會輿論的代言人。但孫中山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僅最熱衷於辦“黨報”，而且用鼓吹“黨口”代替了“民口”。

        在中國的政黨史上，孫中山首創黨魁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的傳統；在中國新聞史上，孫中山是“最早在中國新聞思想史上提出報紙應該充任‘黨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孫中山眼中的報紙是黨的宣傳工具，新聞和記者是黨派主張的宣傳員，而不是事實的記錄者。他認為，新聞宣傳是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須臾不可離棄的重要武器，革命時代和建設時代都少不了報紙的鼓動宣傳。他曾說過：“武昌起義，當時能夠達到目的，……完全是由於我們宣傳的效果！”（P169）

        戊戌維新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日本，孫中山在1898年想與康、梁聯繫，但遭到拒絕。於是，孫中山創辦《中國日報》抨擊保皇黨，宣傳革命排滿。1905年8月，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並創辦了機關報《民報》，在宣傳革命綱領“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時，也著重宣傳孫中山的党權至上的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內來。”（P168）既然黨組織至上，党辦報紙自然應該充當“黨的喉舌”。

        首先，黨報是“革命宣傳機關”和“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既要大力宣傳“黨義”，也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敵。作為黨務機關的黨報，還必須成為培訓“党義”宣傳員的學校，党的領袖應該擔負起教員的責任，經常到黨報學校來演講，以培養出精幹的宣傳人才。

        其次，革命黨必須有高度的思想統一，黨報應該辦成“輿論一致”的典範。他說：辦黨報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輿論”。所以，黨報的重要職責之一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輿論，但黨報決不能講新聞自由原則。對於不同思想觀點，能同化的儘量同化之，而對於那些不能同化的，就剝奪其言論自由權利。所謂“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為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P170）

        在不給“敵人”言論自由方面，毛澤東是孫中山的真正傳人。他在1955年5月24日寫下《駁“輿論一律”》一文。他說：“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事實上，從延安整風到反右再到文革，不要說“人民內部”從來沒有言論自由，就是中共黨內也從來沒有言論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