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知道本名孫文的孫中山先生，倡導創立了中華民國這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很少人想到，倡導創立並不等同於實際建立，而且倡導 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孫文本人，同時還是現代極權主義的鼻祖。這樣互相矛盾的身份怎麼聚集在一起的？這就是本書即將回答的問題之一。

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又叫日清戰爭，曾被反滿志士認作一個可乘之機，孫文與鄭士良、陸皓東等在廣州建立了興中會分會，設置機關據點數十處，廣泛聯絡防營、水師、會黨、綠林、遊勇，以農學會作為公開活動的旗號。楊衢雲等則承擔後勤任務，負責籌款和購運械彈。但是，他們的行動太遲緩了，他們既沒有想到滿清敗得那麼慘，更沒有想到滿清會敗得那麼快，當孫文的興中會正考慮給如何行動時，甲午戰爭已經結束。此時孫中山集結於汕頭、西河、香港的私人武裝已經騎虎難下。

1895年秋天，起義工作大體準備就緒，制定了攻取方略、安民告示和對外宣言，決定在重陽節發難。原本計畫分路進擊，策動清軍內應。由於事泄和運作失誤，起義流產。被稱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的陸皓東等人被捕死難，但是孫文本人卻乘坐小輪船溜之大吉，先是逃到澳門，後來又在葡萄牙人的庇護下逃到香港，旋即逃入日本。他到了日本神戶，當地報紙就披露了支那革命黨孫文抵日的消息。孫文於是決定，以後就採用革命兩字來標榜自己的活動，並告訴同行的陳少白和鄭士良等人：今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 因為革命這詞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似乎很有正統性，勝似草野造反，但是革命一詞依然充滿改朝換代的王權思想。孫文革命，因此自覺不自覺地是以湯武自居，而缺乏近代的民主意識。

此外我們還記得，當時的日本還是一個軍部政治下的君主制國家，相當野蠻。即使1889年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也僅僅是內閣對天皇負責，而不是對議會負責。五年之後的1894年11月21日至24日，日軍攻陷旅順，對城內居民進行了連續四天的殺戮，老弱婦孺無一倖免，遇害人數超過兩萬人。屠殺過後全市僅剩三十六人被留下埋葬同胞屍體，這預演了1937年12月到1938年初三十四萬人遇害的南京大屠殺。而日本人卻是世界各國中最為積極地支持孫文的早期革命活動的。正如俄國人是世界各國中最為積極地支持孫文的晚期革命活動的。這兩個國家是中國的宿敵，全都希望通過革命動亂來使自己的勢力順利進入中國，進而獲得在中國的支配地位。後來它們全都如願以償，以致中國迄今為止貧弱不堪。

我們的研究發現，早在俄國的列寧主義、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納粹主義正式形成之前幾年乃至十幾年，中國的孫文主義就提出了一黨獨裁、領袖原則、軍事建國等現代極權主義的基本要素。

我們上述的研究結論，並不貶低孫文及其學說的歷史地位。相反，在中立的歷史觀察家看來，一個模仿的、早夭的、失敗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絕對值、獨創性、影響力都遠遠趕不上影響巨大、後果深遠、迄今頑強的現代極權主義。尤其考慮到，現代極權主義其實構成了後發的傳統社會向先進的現代社會的必要過渡，不僅以列寧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構成其龐大隊伍，而且以毛主義(Maoism)、格瓦拉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末流和思想變種，氾濫第三世界。

與克倫威爾、拿破崙、袁世凱等赤裸裸的新軍軍事專政不同，現代極權主義的領袖都不是軍人出身，如孫文、列寧、墨索里尼、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但是他們最終都成為超級軍閥，並且十分矛盾地作為某種理論家，崛起於社會破產的巨大災難中。在這種意義上，現代極權主義的創始人們多少和回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有些相似：他們用某種主義武裝起來，通過動員群眾達到控制軍隊的目的；然後再從基層著手、實行軍事專政、推行軍閥建國的總路線。這樣的現代極權主義，不僅比傳統的專制主義、僭主政治更加徹底，而且比土耳其的凱末爾開始的一系列二十世紀的革命的軍事獨裁者，包括中國的蔣介石和亞洲、拉美的許多軍事政變集團首領，都更能嚴密地控制整個社會。

據《蔣介石日記》，蔣成為孫中山心目中的接班人選，完全是由於個人原因：1912年1月14日蔣刺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除掉了孫中山個人獨裁的主要反對者。這是距離辛亥革命的爆發還不到一百天。蔣後來在《日記》中說：余之誅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餘一人自任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意。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可見雙方都對此都諱莫如深。刺陶當時蔣介石還沒有開始撰寫日記，多年以後他在日記中如此提及，因為這是決定他和中國歷史的最為重大的事件。

這一事件的原委是這樣的：

陶成章（1878－1912年）作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是光復會的創始人和同盟會的重要骨幹。1909年，同盟會包括他在內的一批成員看不起孫文的所作所為，要求罷免孫文的總理職務。他們起草了一篇言辭激烈的傳單，體現著中國中部各省同盟會成員們的不滿，撇開一些頗難弄清的具體事實，有一些意見深刻剖析了二十世紀中國人物的通病和頑症，不失為警世箴言。

兼聽則明，聽一聽不無好處。他們說：所謂孫文也者，在兩廣內地，固無一毫勢力，即在於南洋各埠，亦僅得新加坡一隅，設一團體，彼時會員亦不過三十餘人……弟等一片公心，盡力為之揄揚，承認其為大統領，凡內地革命之事業，均以歸之彼一人，以為收拾人心之具。於是彼之名譽乃驟起...既得勢，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為眾人獨愚而彼獨智，眾人盡拙而彼獨巧，謊騙營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禍，遂遍於南洋之各埠矣。又如，他們指出：凡反對彼一人者，盡誣之為反對黨，或曰保皇黨，或曰偵探，意欲激怒極熱心而不洞悉內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傾軋，以快其初願。

章太炎是同盟會和後來辛亥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他與孫文既有過並肩奮戰的歲月，也有過激烈爭辯乃至分道揚鑣的日子。孫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為世鈴鐸……餘豈好郵，好是諤諤。既承認孫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話直說的諍友。孫文生前，他筆下已一再出現如下的字眼：中山計畫短淺，往往自敗，中山天性褊狹， 中山為人鹵莽輕聽，中 山名為首領，專忌人才，此仆輩所以事事與之相左也。

民國成立後，國民黨改組，孫中山覺得要強化黨的紀律、建立個人獨裁，因此需要改組。這時有兩個主要革命領袖反對孫中山個人獨裁。他們認為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從事革命，為什麼要對你孫文個人進行效忠？還要簽字、蓋手印？這哪里還有民主和自由？這兩個反對最力的人一個是黃興、一個就是陶成章。黃興不屑於和孫中山爭執，就離開國民黨走了。除了他們，胡漢民、於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一大批人，也不希望看到黨內民主轉成個人的一言堂獨裁，如1913年9 月27日，孫文在日本召集流亡黨人，要將國民黨改組為由他個人專制的中華革命黨，這時竟然要求每一個人入夥時打指模、立誓盟，並向他本人具狀宣誓效忠，予生殺予奪之大權於他一人。結果遭到大家的反對而去。

陶成章則公開批評孫文，並公開號召倒孫。孫文這時感到了危機正在擴大，為了殺一儆百，不惜動用黑社會手段，他自己不出面，卻讓陳其美向蔣提出要解決陶的問題。陶成章風聞有人要對自己下毒手，就住到醫院裏，但是蔣還是找到他，與另一個職業殺手一起刺殺了革命領袖陶成章。

這個暗殺行動不僅比史達林、毛澤東殘殺黨內同志的行徑都要早；而且比袁世凱暗殺政敵宋教仁的行動也要早一年。十幾年後，蔣介石終於成為孫文的連襟。他們的領袖地位，是否用陶成章的鮮血凝成的呢？由此看來，孫中山比袁世凱更兇殘：也許正是其刺殺陶成章的卑鄙行為，啟發了袁世凱刺殺宋教仁；非法兼不義的暴力，從此在中國取代了政治辯論和民主競選。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孫中山第一個背叛了民主革命。他不參加辛亥革命，卻殺害辛亥革命的志士；不僅下山摘桃子，並且大吃人血饅頭。

陶成章（1878─1912年）的小傳如下：清末反滿革命團體光復會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字希直，號煥卿，別署陶耳山人，自號會稽山人，筆名漢思、巽言等。浙江會稽人。六歲入義塾，十五歲即輟學為塾師。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除編印過《白話報》、《中國女報》等書報外，還有《秋瑾集》等。光緒三十年（1904年）冬，他與蔡元培、龔未生等人在上海創建了光復會，負責聯絡浙、蘇、皖、閩、贛等五省會黨。次年8月，陶成章與徐錫麟、龔未生等在紹興創辦大通學堂，培訓反清革命的武裝幹部。不久，他加入中國同盟會。後來陶成章南下東南亞各國，聯絡海內外革命戰爭志士，籌募革命經費，並辦報辦學，著書立說，鼓吹革命。他在仰光任《光華日報》主筆期間，寫了《浙案紀略》這編文章。宣統二年（1910年），陶成章與章炳麟在東京恢復光復會，陶任副會長。次年，他又在上海組織銳峻學社，作為革命月功，陶成章又發動光復軍起義，為光復上海、杭州和南京等地作出重大貢獻。1912年1月14日，在上海廣慈醫院養屙的陶成章遭到陰謀暗殺，年僅三十四歲。

那麼孫中山授意殺害陶成章是否一個誤會或是誤傳呢？不是。因為這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事實證明，孫中山不僅暗殺革命黨人，還暗殺新聞記者，可以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是恐怖集團的首領。他所殺害的記者黃遠生還是一個著名記者，遠比蔣經國暗殺的江南更有影響力也更加正派，而同樣也是在美國被害。死的時候比陶成章還年輕，年僅三十歲。

黃遠生（1885－1915年），江西人，二十歲中進士，官費派往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法律。民國初年，黃遠生先後任北京《東方時報》、《亞細亞報》、上海《申報》記者，並創辦《少年中國》週刊，被中國新聞史學界稱為報界奇才、新聞通訊文體創始人，甚至有說我國報紙之有通訊，實以黃遠生為始。

黃遠生以能想、能聽、能寫、能奔走的四能記者自勉，文筆流利、暢達、幽默，深受讀者歡迎，在中國新聞史上很有影響。他幾乎對每一個時期的重大問題都進行了及時深入的報導。北洋時期和民國初年的重要人物，幾乎均有涉及，如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凱、黎元洪、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熊希齡、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內閣兩次倒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唐紹儀被迫下野、陸征祥不再理政等，他能抓住讀者的心，將真相內幕及時告知天下。其新聞作品輯為《遠生遺著》四卷，收入二三九篇文章，死後於1919年由他人出版。內容以新聞通訊為主，兼收政論、譯文等，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報刊通訊集。

1915年，袁世凱籌備帝制，聘請黃遠生為御用報紙《亞細亞日報》主筆。黃遠生不肯接受，於9月3日逃出北京，在上海發表聲明否認此項聘任。11 月中旬，黃遠生乘船赴美，在美國繼續撰寫時政評議。因其在國內的影響力，隔著大洋仍對中國社會發揮作用，以獨立報人的立場看世界，尖銳的批評直指要害，為各派邪惡勢力所忌。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時許，美國三藩市唐人街的廣州樓內，正在飲茶吃飯的黃遠生，卻被人從背後近距離連開兩槍，命中後背而殞命，兇手在逃，一直未獲。死訊傳至國內，黃遠生生前友好紛紛指責，是袁世凱利用不成，殺人洩憤。後來再曝出原來殺黃遠生的是當地愛國華僑，他們以為黃遠生是袁世凱的走狗，黃遠生因此成了革命誤殺的犧牲品！無奈的親友只好含淚為黃遠生收集遺作。林志鈞、張東蓀為《遠生遺著》作序，還得極力辯白黃遠生是我們的反袁同志。

兇手到底是誰？過去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猜測是袁世凱派人跟蹤到三藩市暗殺的。另一種說法，是國民黨的前身中華革命黨美洲總支部誤認黃為袁的死黨而誤殺的。如何被殺的說法當時就更多了，如有認為他是被愛國華僑當作帝制餘孽炸死的；也有記載他被革命黨人以袁黨人罪名槍殺於住宅內；有的說是 被袁派遣殺手狙擊身亡；還有文章說他是被槍殺於三藩市街頭等等。

1916年初，黃遠生的遺骸由當時中國北洋政府駐美公使顧維鈞運回上海，並在上海開了頗為隆重的追悼會。

當時黃遠生的晚輩梁漱溟擔任《民國報》記者，聞此噩耗後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開始寫作《究元決疑論》一書，試圖從佛教出世思想中尋求 人生之苦與人生真義，從此登堂入室，進入魚龍混雜的北京大學，搖身一變為思想家，由此可見黃遠生之死的影響之大。梁漱溟雖然只比黃遠生小八歲，但卻是學生一輩的。西安有個古廟，珍藏一套古刻本《大藏經》，康有為到西安時，看到這部經，便將它帶出陝西，據為己有。西安各界人士知道了，大為震驚，將《大藏經》追了回來。梁漱溟送妹妹赴西安教書，聽到這件事，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問題弄不清，回到北京後，向名律師兼記者黃遠生請教。他當時穿著長衫，一副中學生的樣子，但黃很熱情地接待並指點了他，使他深受感動。梁漱溟又拿出自己寫的《晚周漢魏文鈔自序》向黃遠生請教，黃看後寫了一篇長文《晚周漢魏文鈔序》發表在《國民公報》上，對梁的編寫作了極高的評價。二人自此交往更深。

先前，1912年梁漱溟十九歲參加了汪精衛組織的中國革命同盟會京津支部，隨後又當了《民國報》的編輯及外勤記者，專跑國會，研究西方政治體制在中國的應用。梁漱溟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說，我有一段新聞記者的生活，並且那個記者是外勤記者，外勤記者就是訪察新聞的。可見其工作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可以想見黃遠生的遇難給梁漱溟帶來的驚嚇和壓力，使他因人生問題的困擾兩度自殺，還拒婚、茹素，入迷佛學，一度想出家當和尚。梁漱溟逃離了記者行業，所幸其佛學研究被蔡元培延請到北大，憑一個中學畢業資格登入大學教授坐席。他在北大七年發表了諸多著述，1919年《印度哲學概論》問世，其後兩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梁瀨溟曾對學生回憶說我與哲學無緣。我不懂什麼叫哲學。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別人也轉述說他自己說他是一個問題中人，不斷在問題中生活，佛學也好，儒學也好，西方的理論也好，都是為了解決他的問題。這都是黃遠生暗殺事件的餘波。

梁漱溟晚年口述《這個世界會好嗎》回憶黃遠生去美國，他在去美國的輪船上寫了一個《懺悔錄》，到了就死了。而梁漱溟承認自己的處女作《究元決疑論》就是因為看了黃遠生臨終前不久的《懺悔錄》而寫的。按照梁漱溟的理解，《懺悔錄》就是說自己過去一直跟上層啊、跟當時的高官貴族打在一團，打在一塊兒，雖然好像是不參加他們，雖然不是吧，但是跟那些人搞得很熟，人家要逼他，要讓他擁護帝制，他又不肯，不得不跑，所以他這個懺悔啊，懺悔過去生活的問題。由於他是一個有才的人，有才的人也都有欲望，那麼在男女問題上、在用錢上很隨便，他的懺悔在這個地方。

但是最奇怪的是，直到1980年代梁漱溟還公開宣稱，由於美國華人將黃遠庸（遠生的字）錯當成袁世凱的親戚憤而殺之。梁還專門找出一番理由：黃遠庸按英文的規矩被寫作遠庸黃，而華僑儘管在美多年仍用漢語的讀寫習慣，將遠庸的遠的音，誤當作袁的音，因而導致黃的殺身之禍。這個道理看似自圓其說，實則站不住腳。況且歷史真相也已披露，孫中山的黨羽中華革命黨美洲支部追殺黃遠生，目標十分明確。至於國民黨為掩人耳目，硬將黃遠生和袁世凱綁在一起，在華人和華僑的中下層散佈如此荒謬的謠言，並且謀殺選在耶誕節的中國餐館，是考慮到人少，特別是在家過節的洋人少，則說明這是一起精心策劃的罪案。

不僅梁漱溟對此罪案諱莫如深，更為蹊蹺的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洋洋十三卷本的《顧維鈞回憶錄》也對此啞口無言，隻字未提黃遠生之死。尤其考慮到，當時顧維鈞作為中國駐美的特命全權公使，不可能對案情的蛛絲馬跡全然閉目塞聽，更不可能忘記了這個歷史事件，除非他是有選擇的遺忘。看來，黃遠生之死能讓很多這樣的好人都裝聾作啞，其背景確實非同一般的黑暗。

將黃的死歸咎於復辟帝制的袁世凱，也是一個極其詭詐的陰謀暗算。因為袁世凱與新聞界的關係確實非常糟糕，據統計，從1912年4月到1916年6 月，袁世凱封閉報館七十一家、傳訊四十九家、搗毀九家，二十四位報人被殺害、六十餘位報人被捕。其中最血腥的事，是報導宋教仁被刺案，九名記者因此被殺，多間報館被封。考慮到這一血腥的記錄，那麼在清查北洋政府檔案時，發現了黃遠生於1913年7月上大總統的一份條陳，就有了約束暴力的意義：宜由警廳組織特種機關，專司檢閱報紙，從法律干涉，並擇要編輯為偵探材料。一面組織新聞通訊機關，整齊一切論調、紀事。

這與其說是黃遠生被袁世凱利用，還不如說是黃遠生企圖用法律限制袁世凱的暴行。因為中國這些軍閥領袖的殺人，遠遠超過了後來法西斯主義的新聞管制。表面看，這個條陳是在主張輿論專制，其實呈文的關鍵在於從法律干涉五個字——黃遠生一向主張中國應當實行法治，他說法治之國絕不容許個人的勢力存在，新聞當然也必須受法律的規範，黃遠生曾經憤憤地對好友林志鈞說：新聞記者須尊重彼此之人格，敍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調查研究，須有種種素養，同時號稱記者的這些人，哪一個夠得上這個資格！他說，在這個時代從事新聞，真是一大作孽事。也因為從法律干涉這五個字，這份條陳根本未被袁世凱採用，可以直接用收買和暗殺的，何必用法律？孫中山則比袁世凱還兇殘，竟然追到美國殺害異己。這是1980年代江南案的孫文版。

胡適在《五十年來之文學》一書中把黃遠生推為新文學先聲的人物。此種評價為後來的新文學史家所認同，所撰無不視他為先驅人物，甚至連周揚在延安魯藝的講義也沒有例外。可是新文學史上本已有名的黃遠生，後來卻被抹煞了。黃遠生為什麼在新文學史上突然消失？為什麼遭到第二次殺害？因為事實逐漸清楚了：他是被軍閥建國的先行者孫中山給殺害的。

暗殺黃遠生案真相大白時，是在袁世凱作古七十多年以後了。當年刺殺黃遠生的兇手劉北海1980年代中期在臺灣臨死前，道出了真相：他執行的刺殺行動是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前身）美洲支部指使，由後來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接指揮，刺殺的命令來自當時的中華革命黨黨魁、後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1985年9月舉行的全國黃遠生學術討論會上，學者們也統一了看法，確認是當年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指派他的警衛劉北海開槍刺殺黃遠生的。林森後來擔任民國政府主席，他的主席位置，究竟是由多少冤魂支撐起來的？

事實證明，黃遠生之死，與被革命黨誤為袁黨的謊言實際上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因為孫中山要用恐怖手段消滅異議人士造成的血案。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何要以卑鄙的、竊賊一樣的暗殺手段，來消滅區區一介記者？原來，黃遠生的報導不止批評袁世凱，對孫中山等人的賣國活動也有所揭露，如揭露孫大炮出賣國家利益、借助日本軍閥的黑金圖謀執政等事。孫中山為保障資金來源而殺人滅口，必欲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