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7日 王力雄

新疆的民族矛盾如一個已經臨界爆炸又無任何閥門的鍋爐。單純的經濟發展讓民族衝突不可遏制地繼續提升，中共當局肆意妄為的權力和強勢的鎮壓使危機更加嚴重。解決問題，最終還得靠維漢人民自己。

烏魯木齊街頭的警察與維吾爾商販

上世紀 80年代逢到過年時，新疆漢人和維吾爾人的互相拜訪還很普遍；到了 90年代，平民百姓不再來往，公務員、一般幹部之間互相拜訪；而到現在，兩族過年時只有領導幹部互相拜訪。這雖然是生活中的小事，卻反映了民族關係變化的大勢。從時間上看，這種變化和北京在新疆開展的「反分裂鬥爭」是同步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新疆問題中「預期的自我實現」。

民族壓迫更甚於政治壓迫

中國當局把「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定為「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這種邏輯的結果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漢族和當地民族分成兩個群體，並讓他們對立起來。因為漢族不會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當地民族的伊斯蘭教），因此無論是「分裂主義勢力」還是「非法宗教活動」，都是針對當地民族。漢族理所當然地成為北京「保持新疆穩定」的依靠群體，而當地民族則成為需要警惕並加以看管的人群。

這的確使新疆漢人在民族問題上站在當局一邊，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鎮壓者的位置。就連新疆建設兵團那些臨時從內地農村招的農工，平時受盡貪官欺壓，一旦要鎮壓當地民族時也會摩拳擦掌地請戰。而當地民族在被當作防範對象的同時，最終也就真被推到敵對一方。不僅是與政權敵對，還與整個漢民族的敵對。

民族問題從政治壓迫變成民族壓迫、從民族矛盾變成種族對立是一種危險的變化。如果是政治壓迫，只要政治改變了，壓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還可以一起建設新的共同體。而若認為壓迫是來自漢民族，政治的改變就不會根本解決問題，只有民族獨立才能解除壓迫。在我看，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險。

如中共締造者毛澤東所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分裂主義也不是無中生有的。如果你把人家當做敵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麼錯？新疆當局多年來對當地民族的鎮壓政策被其自己概括為——「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繼而進一步發揮成——「不露頭也要打，要追着打」。這與北京六四後奉行的「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一脈相承，卻更加窮兇極惡。當人們請願、抗議甚至鬧事的時候，說明他們對解決問題還抱有希望，還願意通過互動取得進展，當他們什麼都不再說和做——似乎所有萌芽都被消滅——的時候，那不是穩定，而是絕望。鄧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眾的鴉雀無聲」，乃是至理名言。遺憾的是他的後人卻沒有領會。「不露頭也要打，要追着打」的惡霸行徑竟毫無羞恥地成為政權指令，充分展示了當權者的蠻橫與無知。中國內地大量發生的民事糾紛或刑事案件，在新疆總會被企圖從任何事物中發現「萌芽」的維穩爪牙政治化，導致事情愈弄愈大，把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把善良百姓逼成「恐怖分子」。這種動輒置人死地的做法可以震懾一時，卻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日益積累仇恨的能量，早晚會被無法預料的緣由引發，毫無萌芽地竄出恐怖之樹——如烏魯木齊的七五事件，又如這次巴楚事件。

烏魯木齊街頭的維穩標語與維吾爾商販

只強化經濟發展不能解決問題

當局在對新疆強硬鎮壓的同時，另一手是發展經濟，如中共的新疆書記張春賢說「發展是解決新疆問題的總鑰匙」。這種思路的邏輯是，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分裂就會失去市場，宗教影響也會被世俗化消減，問題自然而然會解決。這些年，無論從公布的數字，還是實地觀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新疆問題卻從來沒有因此變小，民族衝突則不可遏制地繼續提升。

這種思路的基本錯誤就在於，民族問題的本質並非是經濟而是政治，企圖在經濟領域解決政治問題，本身已經是一種倒錯，何況政治上還在不斷加強高壓，經濟再發展也是南轅北轍。

即使只從經濟來說，北京也許真心希望發展能夠縮小當地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經濟差距。然而新疆漢人掌控了大部分權力、經濟和知識的資源，有足夠能力在任何一次新機遇到來時攫取超過當地民族的利益。經濟自身的規律也會發揮作用。市場追求利潤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經濟必須綁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之上，漢人無疑比當地民族佔有優勢。僅使用漢語一條就成為當地民族就業和發展的首要障礙。新疆各個領域的高層位置大部分都由漢人佔據。當地民族被當局描繪的發展吊起胃口，然後被現實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與不滿中。

市場經濟一旦有了民族區分，不但不會消解民族矛盾，反而製造更多的衝突。如果說過去的民族矛盾還是主要針對歷史和宏觀的議題，與百姓日常生活較遠，今天的經濟差距卻會清楚地擺在每個普通人眼前，充滿現實生活的每個細節，民族衝突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與每人的切身利益與經驗息息相關，由此激發更為廣泛和深入的民族情緒。

烏魯木齊街頭維族少女注視在街頭巡邏的防暴警察

肆意妄為的權力傷害民族感情

中共權力集團的權術造詣爐火純青，卻鮮有人文精神。中共執政造成的人文傳承斷裂，即使受過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多為單一化專門人才，有知識而無心靈，崇拜強大蔑視弱小。他們依仗的只有權力體系和權謀手段，擅長的唯有行政與鎮壓。動輒掛在嘴邊的加大力度、嚴打、重典等，一時似乎有效，卻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是飲鴆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權力集團無法深入文化、歷史、信仰、哲學等領域，解決問題的方法詭詐卻單薄，只能以應急救火的方式平息事件。而處理民族問題需要人文的靈魂才能找到正確之道。從這一點看，中國民族問題走入死胡同是一種宿命。而展望未來，也難指望突破，因為人文精神的復興絕非可以召之即來。對新疆的統治最能反映當局的心態，似乎只要有權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為，無需顧忌無權者和無權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當年把王震的骨灰撒到天山。新疆本地民族把所有的水視為是從神聖的天山流下，同時穆斯林民族特別重視潔淨，不僅是物理上的潔淨，還包括意念上的潔淨。骨灰是不潔之物，王震又是他們眼中的異教徒劊子手，把王震骨灰撒在天山上，等於弄髒了所有穆斯林喝的水。無法想像治理新疆這麼多年的當局會顢頇到如此程度，為了滿足王震的願望，一千多萬新疆穆斯林的意願必須讓位，而且要大肆宣傳，讓每個新疆人都知道。新疆穆斯林對此的確沒辦法，水還得照樣喝。但是每次喝水之時，他們眼前都會閃過不潔淨的陰影，隨之會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獨立的，就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同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事物一樣，存在一個臨界點，沒有達到臨界點之前還有挽回餘地，一旦過了臨界點，就會落進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那種既沒有出路也不知何時結束的民族戰爭。我無法準確評估新疆離那臨界點還有多遠，但按照當今的治理路線走下去，無疑愈走愈近。新疆的「分裂主義勢力」正在等待中國自身出現動盪。最可能的時機是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期。那是一個中國沒有邁過但是必須要過的坎兒。專制權力愈是抗拒主動轉型，未來的轉型就愈是可能以突變方式降臨。突變會導致各種社會危機同時現身，變局迭起，國家控制力大幅下降，也就會成為民族分裂的最好時機。當民族敵意已經在大眾層面普及，最容易失去理性而訴諸暴力，那種情況下爆發的民族衝突，所達到的暴烈程度無法想像，冤冤相報的循環也看不到終點。

新疆這口已被燒到爆炸臨界又無任何閥門的鍋爐，如何才能安全地減壓，逃過那個劫數？對此我絲毫不指望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專制權力，最終還得靠維漢人民自己。

(作者是中國政治學者，長期追蹤研究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問題)

本文來自: (陽光時務) 原文連接：http://www.isunaffairs.com/?p=17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