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 《亞洲周刊》 2007年9月9日

香港要建立新主體性﹐關鍵詞是民主﹐一如港英時期﹐香港主體性關鍵詞是自由。

一九九七年中國併吞香港後﹐透過不斷的利益輸送對香港人進行召喚(interpellation)。可是這種召喚不但沒有完全成功﹐反而經常受到香港人冷淡對待﹐原因是香港人原來的主體總會有一些剩餘物(residue)和殘存物(leftover)﹐抵抗新主體的形成。在這個意義上﹐自去年十二月開始﹐一連串小規模但越演越烈的有關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以至其他被視為承載香港人集體回憶的文化遺產的保育行動﹐都是一種拒絕告別香港原來的主體性﹐以及反對它被粗暴改造的一種孤注一擲的抵抗行動。這些行動真正要捍衛的﹐不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和文化遺產﹐而是一種由香港地標﹑殖民符號和文化象徵秩序構成的所謂權宜的主體性(expedient subjectivity)。

的確﹐此類行動的保育理念﹐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立在一個誤識(misrecognition)的基礎上﹐它們往往賦予保育對象在客觀上或歷史上不曾有過的象徵意義和社會功能。在《皇后碼頭﹐哪裡都不要去﹗》這份若干文化界人士支持原地保留的聲明中﹐皇后碼頭被形容為與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三足而立的現代主義建築群﹐構成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而皇后碼頭一旦拆卸﹐香港人與海岸的關係﹐就必須經過財團與政府的中介﹐令人懷疑香港在消費和管治之外還剩下什麼。

這個論點大有可議之處﹐因為經營天星碼頭的天星小輪有限公司﹐不但是財團﹐更是香港人反對加價的抗議對象﹔而倘若新政府總部是管治的象徵﹐長期為香港政府及英國皇室成員使用的皇后碼頭又為何不是﹖至於大會堂﹐從歷史角度而言﹐與其說是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倒不如說是港英政府培養的社會精英的一個重要的消費空間。聲明還有一句更耐人尋味﹕天星﹑皇后以及大會堂的方正平凡外貌﹐所飾演之平易近人的管治姿態﹐亦足為強政勵治之諍言。且不說興建天星﹑皇后和大會堂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與今日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單是所飾演之平易近人的管治姿態這文法錯亂但情真意切的一句﹐就流露了對殖民統治和殖民地主人的眷戀(你馬上聯想到香港人匿稱為肥彭的香港最後一任總督彭定康在鬧市吃蛋撻或飲涼茶的平易近人的管治姿態)。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保育鬥士就像美國作家費茨傑哲羅(F‧Scott Fitzgerald)筆下的了不起的蓋士比(The Great Gatsby)一樣﹐堅信時光可以倒流﹐悲壯但天真地以為﹐只要留得住昔日的建築﹐就可以力挽香港的主體性於既倒﹑填補自中國併吞香港以來香港主體性出現的空白(void)。這才是他們的慾望的真實(the real of their desire)﹐不過因為慾望會帶來太狂暴的沖擊﹐他們不得不為它尋找更普遍的意義。於是﹐他們奔向政治正確和道德高地﹐擁抱反殖民﹑保育和集體回憶﹐以求取心之所安。天星﹑皇后和大會堂變成了一個壯美﹑無以名之的物件(sublime object)。

然而沒有人可以複製歷史﹐香港原有主體性的失落已屬無可避免。它新的主體性如何建立起來﹐會有甚麼含義和內容﹐才是最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這當然也是中國和曾蔭權傀儡政權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胡匪錦濤在香港「回歸」十周年偽慶期間到訪﹐強調必須加強香港人的「愛國教育」。上任不久﹐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也多番強調會用靈活生動的手法推廣國民教育。中國與香港特區傀儡政權也許胸有成竹﹐認為明年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會﹐會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媒體事件(media event)﹐令前所未有更多的香港人以做中國人為榮。

我沒有這樣樂觀。北京奧運釋放的民族主義亢奮情緒(nationalist euphoria)將會很快就煙消雲散。香港要建立新的主體性﹐關鍵詞是民主﹐一如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香港主體性的關鍵詞是自由一樣。唯有在香港落實普選﹐並進而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香港人才可以挺直腰﹑抬起頭來﹐以做一個香港人為榮。這樣香港的新主體性才會有它真正的意義和內涵。

(香港主體性的失落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