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 《亞洲周刊》 2007年9月2日

讀懂香港的「文本」和弄清香港的「主體性」﹐是要有效管治香港的先決條件。

從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角度而言﹐香港被中國併吞十年﹐最珍貴也是最慘痛的教訓是﹕讀懂香港的「文本」和弄清香港的「主體性」﹐是要有效管治香港的先決條件。在沒有搞清楚香港的城市國家性格(city statehood) ﹑核心價值和所謂「香港性」﹐以及清楚界定香港人的整體利益之前﹐貿然試圖制定和落實重大的社會政策﹑法例和香港的發展方向﹐可以產生難以預料的災難性政治後果。特區傀儡政府企圖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所遭遇的滑鐵盧﹐就是一個血肉模糊的實例。

二零零三年五十萬香港人上街﹐表面上是對為二十三條立法說不﹐但在集體潛意識的層面﹐他們要保護的﹐其實是他們作為香港人的主體性。本來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自行立法防止煽動叛亂乃屬順理成章﹐這也是一心要克盡厥職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以為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的原因。問題是葉劉淑儀與整個董建華傀儡政權忽略了至為關鍵的一點──在英國多年的殖民統治下﹐香港的主體性正正建立在對中國「召喚」(interpellation)的充耳不聞。中國和親中人士假裝看不見但千真萬確的一個事實是﹕在香港被中國併吞前香港主體身份的構成過程中﹐中國只能以「顯著缺席」(conspicuous by absence)的方式介入。

這是任何有關香港主體性以及為香港尋求歷史定位的論述﹐必須把握的一個中心事實。在英國統治的一百五十五年當中﹐香港在政治現實上是殖民地﹐但自一九七一年麥理浩出任總督開始﹐管治香港的殖民色彩已被強烈淡化﹐而香港人在心態上亦絕少當自己是殖民地子民(colonial subjects)。另一方面﹐中國雖說是香港的鄰國﹐而中國也自行主張(unilateral assertion)香港構成中國的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但香港人長期視他們口中的「中國人」為他者﹐而他們眼中的「中國性」(Chineseness)﹐在很多情況下根本與「他者性」(otherness)無異。舉個例﹐香港的旅遊機構經常用帆船和漁村來做香港的象徵﹐便是將香港的民族性和中國性﹐當成商品般展覽給觀光客欣賞。這兩方面的深層矛盾﹐用精神分析學家拉崗(Jacques Lacan)的話來說﹐構成了香港人主體的「天生的內在沖突」(constitutive antagonism)。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香港在中國長期缺席﹐依然能夠產生持久﹑深遠的文化影響力。香港電影﹑電視劇和粵語流行曲幾乎完全沒有中國社會的影像和氣味卻能令中國觀眾和聽眾如痴如醉﹐正因為它們避開了中國的歷史和政治現實﹑跳出了國族和民族主義「大敘述」框架和擺脫了文化權力中心的干擾﹐塑造了一個香港特有的「現代敘述」(narrative of the modern)﹐成為另類出路(alternative)的真正提供者。

香港這種內在的主體性﹐在後九七的去殖民化和民族主體化(nationalist subjectivization)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受到了嚴厲的考驗和挑戰。香港被中國併吞後﹐中國對香港不斷輸送利益﹐以及由自由行開始一連串逐步將香港與中國一體化的整合措施﹐已經令香港的主體性搖搖欲墜。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長久以來都由中國和中國人在文化意義上的他者性支撐著。所謂他者﹐就是「非我」﹑「異類」和「阿燦」﹐是香港人歧視和邊緣化的對象。可是香港人在排斥中國人的同時也需要他們﹕人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動物﹐他習慣了從與別人的關系中界定和認識自己﹔因此一個社會和一個族群﹐若要更完整和更准確地認識自己﹐便需要一個對照或鏡子。中國人作為香港人心目中的他者﹐在九七前所提供的正是這樣的一個參照體系。

問題是香港被中國併吞後中國人這個他者與香港人的自我已經變得越來越糾纏不清﹑密不可分﹐而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狀態﹐進一步使香港人的主體性變得模糊。香港人的個體自我(individual self)﹐亦在民族自我(national self)的巨大身影下﹐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甚至自慚形穢。香港人主體性的失落﹐構成了近年來在民間社會迅速蔓延的一種騷動不安(restlessness)的心理背景﹔而這種騷動不安亦已產生了不容忽視的政治後果。

(香港主體性的失落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