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清田

《大公報》 2006 年 10 月 6 日

台灣和泰國的民主體制，處理不了貪腐這個人類亙古的課題，而且似有惡化之勢，令人民忍無可忍，反貪腐同時質疑民主體制。

泰國和台灣近年的民主轉型，都是在一波波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危機中全社會、全民化危為動力而成的。全社會、全民取得更大自由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行動和決策。台灣和泰國反貪腐進入現代化，也以開放政治和全民參與的方式反貪腐，但失敗。泰國用東亞社會舊方式突破困局，由軍人和泰皇合作政變，「撥亂反正」。台灣和泰國條件不同，正努力靠民主體制內部的力量按民主體制的規律和方式調整，看能不能上新的台階，進入新的軌道。

法治廉政發揮力量

民主模式，台灣和泰國並不是東亞唯一的可能。台灣和泰國之外，還有韓國、新加坡和香港模式和路向。韓國不必像泰國靠神仙皇帝，韓國有極激烈的內部多元自由互動，但不像台灣撕裂 內耗，反而化互動能量為發展動力，體現在政治、經濟和管治上。新加坡和香港較有法治和廉政。台灣、泰國、韓國、新加坡和香港各以各的方式和路向走向民主，但跟成熟的現代民主還有一大段距離。

現代民主轉型是否成熟的一個檢驗標準，是民主體制出問題、需要調整和轉折時，能否由民主體制內部的力量按民主體制的規律和方式調整，抑或要仰仗體制外的力量來「撥亂反正」。

所謂民主體制的力量、規律和方式，不外是以全民人人平等參與的程序討論、行動和決策。討論和決策一是針對事物的客觀規律，一是針對人人的主觀認定。百多年前理性主義最高峰時， 社會學和政治經濟興起，西方主流思潮認為一般不同程度的事物的客觀規律和人的主觀認定可以化矛盾為統一，互借互濟，社會科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可以和自然科學和數學那樣「科學化」。反對這種講法是少數支流次文化。

現代民主和理性，需要時刻反省自己走向反面。杜魯門說：「當選不要再競選」。毛澤東的性格和品行一大問題是「得天下後仍以為在打天下」，思維和行為標準都是戰鬥格局和本能反應 ，為求目的，恣意妄為，玩弄規則和技巧，把新得的權力資源加倍應用於施政過程。歷史上，馬上得天下，總是轉不了型，忘其所以，不但在「度外」搞特殊化，尋且飄飄然飛上天外天， 不能下馬治天下。革命非常時期的「超人」、「超自然」作風被正常化，甚而神聖化，當權者凌駕權力，在大眾之上和之前，不接受轉型的權力體制和平板的利益運作模式。中國是民主的的負面教材。

長治久安靠社會機制

台泰韓和香港新加坡的共同歷史課題，是怎樣發展出源自社會大眾、高於社會大眾的全民體制，可以以全民參與討論和決策，回應現實環境的挑戰，包括調節和更正全民體制本身的不足、 流弊和缺陷，不必「度外」力量和方式介入，可以靠社會「內生」機制長治久安。這個「靠社會內生機制長治久安」，也是中國素來所欠缺的。

台灣、泰國和韓國三十年前，都是由軍政獨裁者權威統治，權威秩序的結構和運作中，「剛性」軍政獨裁者高於社會大眾法律，有問題最終要由權威統治者（主動或被動）裁處，否則原有體制就破局，換人換體制。新加坡和香港是「軟性」權威統治，權威秩序的結構和運作中，「軟性」行政獨裁者高於社會大眾法律，有問題最終要由權威統治者（主動或被動）裁處，體制不必破局，在形式上和實質上慢慢滲入小量「源自社會大眾、全民參與討論和決策」。

香港百多年來的自由港和自由社會，是初級資本主義、法治精神、重商主義 和自由經濟的混合應用。在漢人二千年的歷史、社會和文化中，這些都是「外來」產物。「積極不干預」這經 濟史上的名詞和它的內容，是「度外」強加給香港的。現在香港的挑戰，是怎樣把百多年的自由港和自由經濟這「外來」產物，結合中西「內在化」，發展出源自社會大眾、高於社會大眾 的全民體制，去掉權威主義，靠全民參與的「內生」機制持續發展、長治久安，包括調節和更正全民體制本身的不足、流弊和缺陷。這也是新加坡明白的挑戰，但一直處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