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以正   2016年8月13日

約兩年前，在人大八三一落三閘。佔中三子在添馬公園舉行集會，戴耀廷向台下五千人宣佈，香港正式踏進公民抗命的大時代。兩年後的八月六號，集會背景由草綠色變成棗紅色，香港獨立的旗幟會插滿添馬公園，逾萬人出席明確支持香港獨立的集會。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揚言，香港獨立是歷史的必然。

兩年間變化之大，相信超越任何人的想像。

讓時間回到二月的新界東補選。半年以前，當本土派已進入社會的主流話語，梁天琦手執六萬六票，昂然宣布香港政壇已成三分天下之勢時，香港獨立仍然是香港人絕口不提的禁忌。港獨被中國民族主義的幽靈長期污名化，即使對於年輕人甚或本土派，香港獨立也是遙不可及的，不過是在中國巨人腳下虛妄的幻想。

然而，半年之間的變化，同樣教人喜出望外。《學苑》今年一月號的文章提到，在政改否決、民主化議程落幕後，泛民主派將陷入進退失據的局面，無力回應時局；另一方面，在中共政權一再踐踏一國兩制，二次前途問題浮面的時候，香港政壇將無可避免走上統獨之爭。

香港獨立，在香港民族黨於3月28日成立後，正式從一股思潮、主張，變成一場運動。運動推進得比預期快，三月乏人問津的香港民族黨，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能號召萬人參與香港史上首次港獨集會，實在非常難得。集會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所公開展示的，支持香港獨立的政治能量。即使梁天琦在二月新東補選取得超乎預期的六萬六票，此數字並未足以反映獨派的實際能量，原因有二。首先，梁天琦在補選中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並非其政治主張或其他政綱（而其政治主張當時是自決亦非獨立），而是其出懾人的個人魅力與演說技巧。第二，補選緊接旺角衝突，故該次選舉可被理解為對於香港政府近年施政的一次信任公投，梁天琦在旺角衝突被捕，亦被投射為勇於反抗暴政的圖騰，故投票予梁天琦的意義並非單純支持其本人或本土民主前線，同時亦代表著對於梁振英施政的激烈不滿，以及對於本土派開闢有異於泛民主派愈見失效的和平抗爭手段的認可。故此，六萬六票縱使值得獨派鼓舞，然而卻不應以此數字推敲獨派的人數基礎，但星期五晚的集會，卻是鐵錚錚的示威，就算要把集會的意義無限矮化，也至少代表「香港獨立」去污名化的過程已經完成。

集會的三重意義

民族黨於上周五（8月5日）於添馬公園舉行的集會的意義有三重。最表面的一重固然是香港獨立的去污名化。港獨去污名化的過程一直受中國民族主義攻擊。在中方官員的話語中，自決與獨立同樣都是分裂國家主權，傷害民族情感的行為。然而對於香港人，自決與獨立所代表的意義雖有相似，卻又巧妙地不同。自決是聯合國人權公約所賦予的權利，是命運自主的，是正當的，是大義凜然的；反之，獨立只是掩耳盜鈴，嘗切從中國切割開來的狹隘的保護主義，是不道德的、是切割的、是自私的。在公投自決的框架之下，獨立不過是其中一項選項，就算被質疑支持獨立，自決派也可以開脫指在中國壓迫之下自決前途是自然不過，從而避過搞獨立的質疑，故港獨基本上是能想不能講。

情況在過去半年開始產生變化。大專學界的學生報提出港獨、本土莊任學生會、主張港獨的政黨成立、立法會選舉有候選人主張港獨、政府以行政手段越權審查候選人，種種事件使港獨不斷衝擊大眾的視野，漸漸使港獨不再是特定群組分享的語言，而是政治組織參選的綱領，甚至是政府不惜破壞法治亦要壓制的主張，讓港獨與言論自由、法治等概念被綁在一起。在梁天琦被禁選當天，不少人把伏爾泰的名言改成「我不同意港獨，但我誓死捍衛宣揚港獨的權利」（註一），港獨瞬間擺脫民族主義的幽靈，成為被無理壓制的一方，其負面標籤與此同時亦被拿掉，反被重新注入自由、尊嚴等內涵，成為香港人可以公開宣揚的理念。民族黨的集會以「捍衛民主 重奪主權」為題，台上演說者在「捍衛民主 香港獨立」八隻大字前振臂高呼香港獨立，台下逾萬群眾響應，「香港獨立」不再是使人腼腆甚至羞恥的說語，而是沈默已久，來自靈魂深處渴望自由的吶喊。

第二，是獨派能量的轉移。在主流媒體的渲染下，獨派所展現的是年輕、勇武、草根、非精英等形象。這些標籤與中產階級所堅定相信的香港主流價值觀是存在偏差。基於網絡的特性與設定，獨派被質疑多在網上圍爐取暖，不具實質政治動員力，只是寄生在批評傳統左翼社運派及泛民主派的酸民、廢青。民族黨的集會把原本一直停留在網上的能量轉移到可視可見的人數與畫面。這個不獨是獨派聊以自慰的畫面，同時向香港人民、港府及其背後的中國政府、外國勢力宣稱，香港獨立的勢力不是在政壇邊緣的散兵游勇，而是不斷攫取政治能量的正在爬升的勢力。港府不惜代價，圖盡所有方法把獨派勢力拒於立法會議事堂外，背後其中一項假設是獨派必須依靠議會生存，沒有議席則會在缺乏資源以及媒體曝光的情況下滅亡；而對於中國政府，若獨派只能如中國境內其他反抗勢力如現時的藏獨派及法輪功一樣作零聲抗爭，則表示香港獨立不成氣候，變相認可中國繼續以高壓路線管治；在於外國勢力，即使要支援香港獨立運動，或在獨派中找上接頭上開始聯繫，前提是這股勢力是確切存在，亦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支撐。騷亂或暴動比比皆是，然而具組織力、動員力的獨立運動則其層次完全不同。雨傘革命讓外國傳媒認識了雙學，黃之鋒甚至從此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象徵，外媒爭相專訪，以後每當有關香港的事務一定會找到黃之鋒，若然獨派的勢力能夠為外媒所廣知，則可助把議題推到國際層面。

有一點無可否認，梁天琦可以突破獨派在網絡的同溫層，除了因為他在新東補選勇猛的表現外，他港大畢業生的身份亦符合香港人對於傳統精英的投射。固然獨派無需遷就社會主流，然而若可展示獨派並非只有網軍或激進的直接行動，絕對有助使獨派開拓較保守的群眾基礎，多為中產階級。他們未必可以在前線衝鋒陷陣，卻可提供資源讓獨立運動得以延續。

第三，是開拓獨派抗爭光譜，奪取泛民對於和理非手段的壟斷。本土派的堀起，主因之一是提出有異於泛民僵化的和理非抗爭的勇武路線，故即使本土與勇武並無直接關係，本土與勇武、激進早已被劃上等號，這使本土派面臨激進路線會陷入瓶頸的問題。若不主動施以武力，可參考暴力邊緣論。練乙錚提出暴力邊緣論，即示威者本身不使用武力但把警方的武力推到邊緣，從而誘發政權使用不當武力，造成市民「圍觀」繼而讉責，下一次觸發警方動武的條件會更高，而示威者亦可在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使抗爭發揮最大能量。文章寫於去年九月，然而若把理論置於現時香港的脈絡重新檢視的話，暫時仍未見效。一來警方未有如理論假設般提高動武的門檻，反而主動把門檻降低，不惜高壓制止任何群眾行動，而觸發主動式非暴力抗爭其中一項條件是警方佈防不善，若警方每每佈以為數過千甚至過萬警察，令示威者難以突擊，則非暴力抗爭難度大增。二來在警察與群眾的武力層級以螺旋型態上升之下，群眾對於警察使用武力早已麻木，道德感召群眾的門檻亦早不如昔日雨傘革命。即使用武力，旺角衝突的層級已是極限，更不要說相關手段的成本，同時警方會因應群眾作針對性佈防，行動的阻力將愈來愈大。因為勇武路線必須尋求即時成果，故行動大多為一次性，若不能闖進建築物、剎停立法會會議、佔領特定地方，則該次行動多被視作失敗。當勇武行動不能即時見效，則行動發起人會飽受批評，甚至造成內部矛盾，長遠組織會因手段分歧不斷分裂，不利獨立運動。

民族黨的集會是獨派首次舉行的和平集會，其意義除了在於聚眾，更在於解構泛民主派對於集會手段的壟斷。溫和與激進手段本非對立，反為一體兩面，因時、地制宜，然而和平非暴力一直以來猶如緊箍咒綁死泛民主派，致使其抗爭僵化，趨生了本土勇武派的崛起。由於本土勇武派的誕生，其中一個原因是泛民主派的僵化手段無助解決一國兩制失效及港中矛盾加劇，其抗爭手段必須從本來的溫和手段區分，而其支持者亦有為數不少是建基於對於勇武路線的擁戴，變相使本土勇武派只能愈來愈激進，而不能使用溫和手段。因為一旦使用溫和手段，則與其指責的泛民主派無異。當現時激進路線飽和，獨派有迫切需要擴闊手段光譜，當中必然包括最常見的和平集會一途。和平集會的可取之處在於其變化空間大，在集會之後不論是解散還是回歸本土勇武派慣用的衝擊、佔領，其彈性亦較開宗名義的勇武抗爭為大。藉著擴闊手段光譜，獨派同時增加了群眾基礎，因為本來獨派的支持者多為同時支持本土路線以及勇武抗爭，但若果加入較溫和的手段，即使不支持勇武抗爭的群眾亦有參與的途徑。然而，獨派使用和平手段，亦將如泛民一樣，面對手段僵化及成效的問題，將於下文再表述。

今後的危機與憂慮

即使集會具有多重意義，亦只是香港獨立運動的開首。往後的日子，獨派將一方面要面對更多來自外部愈發無理的打壓，另一方面仍有不少內部矛盾尚待解決。港府既然願意賭上如斯大的法律風險，即代表以後當權者將會以更強硬的方式壓制獨立運動。未來獨派若繼續舉辦相關集會，未必獲批不反對通知書，即使獲批，即將如上周的集會一樣有大量警察駐守，使發起人難以在集會後接著發起行動。獨派隨即要面對泛民過往被批評為行禮如儀的集會所要面對，即「遊完散水」的問題。正如揮軍長征的開首，第一次集會總是聲勢浩大，然而經歷泛民主派失效的和理非抗爭，若獨派每當遭受打壓時沿用相同方式表態，則群眾會質疑獨派是否也無計可施，其時士氣將如久攻不下城牆後下挫。當有群眾對此感到厭倦或認為手段無效，則他們會變得更激進。與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相比，獨派的支持者本身已比較激進，故此這循環將會出現得更快更急，當下一次或再下一次的集會如上周的無異，不難預料支持和聲勢會銳減。然而，若就此摒棄溫和手段，上周集會開啟予支持港獨但保守的群眾的大門亦會隨之而關閉。如何拿捏進退的時機，平衡保守與激進的群眾，將會是未來獨派在發起群眾運動所面臨的一大難題。

此外，香港獨立過去一年從無人提及到獲得17%支持，或更廣泛而言，本土派得以在過去幾年掘起，必然拜梁振英劣政所致，換言之，現時基於港獨的支持有不少是基於對於現行施政的不滿，此類支持是極其脆弱的，特首選舉將於明年春天舉行，而中共十九大則在秋天，兩者的結果均對中國未來對港政策有重大影響，雖說中國對港路線變軟的可能性較微，然而現時仍存在不少變數。即使中國對港路線持續強硬高壓，獨派一旦開始獨立運動，則有迫切需要提供獨立的藍圖，倘若只訴諸於身份認同與情感動員，忽略現實政治中香港的小國局限，獨派的支持將很快飽和。香港人是極其現實的，要求他們在看不到獨立之後的香港的情況下仍然無條件支持港獨，是極其不理性的，亦無助港獨走入主流。過去數年的本土論述主要圍繞如何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或聚焦於香港人獨特的文化歷史背景，這方面無疑是重要，卻絕不足夠。

當獨立思想早已廣泛傳播，同時亦有提倡港獨的立法會候選人參選，港獨論述必須再向另一層次推進，而非停留在何謂民族等漩渦中。第一是如何獨立，第二是獨立後的香港。如何獨立是當下獨派面臨最大的問題，公投自決是其中一條出路，卻斷不能是唯一一著。練乙錚所提出的「法理港獨」的概念提供了如何在基本法的框架下談港獨，在獨派未來將預期受到更多打壓的情況下，「法理港獨」為獨派提供了新的進路。其次是如何一步一步讓香港獨立成為國際社會所關注的議題，不論是拉攏其他地方的獨立勢力，抑或在未來以港獨運動領袖出使外國，爭取外國認可香港獨立的勢力，把香港獨立上升到中美外交中必須關注的人權議題，如何透過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提出申訴或去信外國外交部要求介入香港人被選舉權受剝削等。同時，在中美對峙的亞太格局已成下，獨派亦必須了解香港在中國或世界是站在甚麼位置。香港是中國政商認為存放其資本最安全的地方，中田換言之，香港經濟體系的穩定對於保存這群人的財富有極其重大的意義。中共並非鐵板一塊，當中涉及複雜的派系鬥爭，如當中有派系認為香港獨立對於他們的資本是最安全的，他們支持港獨亦非天荒夜談。本文篇幅有限，筆者知識也匱乏，難以再就上述每一個方向再作拓展，旨在拋磚引玉，讓獨派重新思考未來論述應該走的方向。

其次是獨立後的香港，或曰如何執政。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在添馬公園的集會上豪言獨派要有作為執政者的高度。倘若香港獨立，獨派究竟希望建構一個怎麼樣的香港，包括政經制度，教育、醫療等公共政策，以及國防、外交等國際事務。現時，立法會議員政綱絕大部份均不可能付諸實行，但若把政綱視作公共政策的展述平台，向大眾展現獨派的視野與願景，則可使公眾明白獨派的願景並非流於空談。利用立法會及其轄下的委員會可前往外國訪問的職權，立法會議員亦可在其有限職能下進行民間外交，建立獨派在外勢力。上述建議乍聽無稽，然而獨派本身無權勢弱，本就沒有選擇的本錢。陳雲為不少獨派所不齒，其大部份網絡上的高深莫測的言論亦非筆者所能理解。然而若只抽取其論述的要點，華夏邦聯的確是暫是唯一有此種格局與視野的論述。筆者固然不認同華夏邦聯論中香港成國中之國，其主權歸於中國的論述，然而獨派若只批評陳雲的神怪行徑而忽略回應其論述的要點，恐怕捉錯用神。政治是理性卻又是絕不理性的，理性在於大部人都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不理性在於為了革命與未來，有人願意付出沈重代價。然而在每一個社會，後者總比前者多，本來的後者隨著時日流逝亦將變成前者。故此，要求每一個香港人賭上未來的生活只為爭取獨立是不切實際，對於獨派的群眾亦不負責任。故此，港獨論述必須推移，向現實政治，地緣格局的方向前進。若果不處理這兩個港獨論述的重大關口，單純依靠憤怒、失望、仇恨等情緒動員群眾，現在燒得旺盛的理想的火光，很容易在一兩次的挫敗後熄滅。

戰役不只一場，革命卻只有一次，一旦失敗，香港將走入永恆的道德淪亡，情況就如八九六四後的中國，人民對於政治、社會變革感到厭倦，轉投拼命攢錢的金錢世界。人心渙散，往往比制度墮落更為可佈，失去希望的人民，亦將失去抗爭的意志，其時即使香港軀殼猶在，自由猶在，其靈魂亦將隨之死亡。現在的客觀因素固然有助獨派繼續壯大，但派系林立，互不相往來，而網絡上的討論亦多為私怨行頭。派系之間的嫌隙與裂痕在此不贅，但若獨派四分五裂，只為一己之利，這場時代革命亦難走遠。筆者不會夜郎自大得以為文章可以締結獨派大團結，亦不認為有此必要，若能各自修行，互不相干，已然是非常令人慶幸的事。港獨成功的可能性並沒有在獨派出現後降低，倘若獨派沈醉於過去一年港獨思潮的急速擴散，而自大的以為港獨必然會成功，迎來的會是更荒涼的地獄。這個地獄，在深圳河以北。

【註一】原句為 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