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共和國: 二戰後香港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

香港共和國: 二戰後香港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

毛來由 12月29日

二戰後英治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主要源於敢頂撞宗主國。本文以1940-60年代的香港金融經濟史為例探討此史實。

九七後，北京之所以反對香港有真普選，是害怕香港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另外，近月有些人發起佔領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行動，以要求英國支持香港的民主抗爭，可是此舉卻引起一些「歸英派」網民反對，他們認為英國是香港人的盟友，再者港人現在有求於英國，所以不能以如此對抗的態度對待英國駐港人員。

可是，回顧歷史，二戰後香港政府，固然不會對中國卑躬屈膝，但它對於自己的老闆──倫敦，也不會絕對服從(就算對美國，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針，此點日後另文再談)，更經常頂撞倫敦，雖然有時都要屈服於「祖家」的指令下，可是這種敢於抵抗英國指令的態度，卻是二戰後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別註明外，將根據英國的經濟史學者Catherine Schenk的兩份著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書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別說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頂住英國財政部(The Treasury)的壓力，不惜動搖英鎊區(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衛香港的自由貨幣兌換市場；以及1967年英鎊貶值導致香港的英鎊儲備有所損失後，港府如何與倫敦討價還價，最終爭取到香港的英鎊儲備價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鎊區「缺口」，倫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對

在二戰後至1972年，港幣與英鎊掛勾，香港屬「英鎊區」的成員。二次大戰後，英國藉著與英聯邦成員(包括英國屬土、已獨立的英聯邦國家)組成的「英鎊區」，限制英鎊的自由兌換。英鎊區成員國與英國之間，貨幣交易及資金流動不受限制，可是對英鎊區外國家，所有成員須與英國採取統一的外匯管制措施。香港雖然在英鎊區，但卻是英鎊區共同外匯管制體系的缺口(另一個為科威特)，這是源於當時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匯市場外，同時還有一個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以美元為大宗，但亦可兌換各種歐亞貨幣)。在官定的兌換市場，港元與英鎊掛勾，按此兌換率而換成的外匯，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兌換市場，港幣匯價由供求決定，兌換數額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這樣，香港就成為英鎊區民眾用來規避外匯管制的缺口，英國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將英鎊匯至香港的戶口換成港元，然後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場，隨意將之兌換成美金，結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國財政部多次建議取締香港的外匯自由市場交易，但遭到當時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結果未有成事，當然這除了由於港府反對外，也因為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國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屬上級部門)在權衡有關的政治風險，並評估政策可行性後，反對財政部的建議。

港府為保自由市場，不顧英鎊區死活

既然不能取締香港的自由外匯市場，就只能控制英國居民將資金匯至香港以避開外匯管制。1950年英國政府限制香港與英鎊區其他成員之間的活期戶口往來，及至1957年，不再容許英國居民從其他英鎊區國家或地區，買入美元及其他外幣證券，以防止他們從香港購入美元證劵，然後出售套現美金。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鎊從英國流入香港銀行的戶口，這些非法交易規模越來越大，全因為港府根本從來沒有認真執行有關法令。1966年5月英倫銀行的M.F. Culhane訪港，發現此等非法交易的規模，比當初估計的更為嚴重，Culhane更在其訪港報告中指出，當時香港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說(雖然並非很正式地宣稱)：

「我寧願讓香港離開英鎊區，也不願放棄自由市場」(註1)

(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同時，港督在私下，是大力支持港府盡量不執行英鎊區外匯管制法規(註2)。最後，因倫敦施壓，港府才設立獨立的外匯管制專員，由英倫銀行借調人手擔任，以有效執行相關法規，可是此時，港府與本地華洋銀行界及商界，早已長期串通以規避英國要求的外匯管制，單憑一名來自倫敦的專員，已不能改變這種情況。由此可見，在捍衛英鎊區和英鎊一事上，港府對倫敦連最低度的合作也沒有(註3)。但就是因為港府不惜犧牲英國利益而捍衛自由貨幣市場，令香港發展成亞洲以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而自由市場吸引資金大量流入，使本地工商業很容易籌集資金，令二戰後香港得以急速工業化，同時使第三產業日趨蓬勃。

在英鎊貶值後港府對倫敦的討價還價

由於當時香港屬於英鎊區，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差不多全部都兌換成英鎊，而本地的銀行亦有大量英鎊存款。若英鎊貶值，香港官方儲備及銀行存款都會蒙受損失，可是二戰後，英鎊持續有貶值壓力，就在1967年11月18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早上九點半，英鎊區中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及新西蘭四國，率先收到英鎊貶值消息，而香港政府要在六小時後，才收到倫敦通知，結果引起港府官員及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強烈不滿。當時，英鎊對美元貶值了約14%，結果使港府和香港的銀行，合共損失了五千六百萬英鎊(56 million)，以當時的幣值及港府財政狀況而言，此損失甚大。

事後，當時的總督戴麟趾向倫敦表達強烈不滿，指出英國沒有盡宗主國的責任保護香港利益，他更聯同財政司郭伯偉，要求倫敦賠償是次貶值為香港所帶來的損失，並容許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遭到英國財政部嚴詞拒絕。一些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可見及此，便以辭去兩局議員職位為要脅，迫使倫敦答應港府要求。之後，英國財政部官員認為，鑑於有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威脅辭職，若完全忽視其要求，可能有損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即使只從英鎊的穩定來考量，若倫敦寸步不讓，香港一眾銀行會質疑港府在英鎊再次貶值時，有沒有財力賠償其英鎊存款的匯率損失，結果只會令這些銀行趕快將手中的英鎊兌成美元，對英鎊造成更難應付的衝擊。最後，雖然倫敦仍堅拒讓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決定用一種方法為香港的英鎊儲備提供兌換保證，即是若日後英鎊再次貶值而造成香港損失，英國會賠償，香港成為英鎊區中第一個取得這種保證的成員，即使是英鎊區的獨立國家，也要在隨後才得到同類保證。郭伯偉退休後回憶，在英鎊貶值的善後安排上，他和其下屬，是「盲目的愛港者」(註4)。

香港共和國: 二戰後香港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

最早自1950年代起，倫敦殖民地部的官員，就為港府起了一個綽號──「香港共和國」(Republic of Hong Kong)(註5)。雖然當時香港既非獨立國家，又不是由當地民選自治政府負責內務的自治領，但由於香港政府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使英屬香港在事實上，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這主要體現在香港財政及對外經貿關係上。1958年，倫敦不再審批港府年度財政預算案，正式確立香港的財政自主權。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派遣自己的代表，與各國進行商貿談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開始在世界各國設立自己的經貿代表處。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貿談判團，雖然都由英人領導，但他們通常並非以其祖國──英國的利益為優先，而是將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結果有時倫敦與港府代表團之間，猶如兩個貿易對手國家，香港對外商貿的自主，保障了香港的經濟利益，並使日後中國同意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確保香港在對外經濟關係上的自主權(註6)。

結語：香港要爭取最大的自主，不能向任何地方卑躬屈膝

上述歷史給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啟示，就是以前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戰後香港的成功，不在於它向香港以外的強權卑躬屈膝、祈求恩賜，而在於它能夠堅強地向這些強權爭取最大的自主權和利益，當然香港要善用本身的籌碼，才能夠與強權討價還價，從而擴展香港生存及發展的空間。九七後的香港，之所以日益衰敗，很可能由於特區政府及本地權貴，已不再持守這種力爭自主的傳統，更視這種傳統為「大逆不道」的「港獨心態」。即使如此，只要香港民間能夠透徹了解及認同這種傳統，香港的未來，還是有希望。人類歷史已話俾大家知，衰世中撥亂反正的希望，往往來自民間的不屈精神。

末代港督彭定康，寄語港人當自立自強

1996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道出對香港未來的憂慮。中國吞併香港前夕，他接受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訪問，寄語香港人要小心在意，確保自由不會一點一點的被侵蝕。

"My anxiety is this: not that this community's autonomy would be usurped by Peking, but that it could be given away bit by bit by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備註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著，馬山等譯，《官商同謀》(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頁120
3. 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0
4. 曾銳生著，陳淑禎等譯，《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筆者數年前研讀戰後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及一些學術著作時，亦有見過這個稱呼。
6. 曾銳生，《管治香港》，頁108-111；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3-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