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防大眾傳媒裝扮成「道長」式魔鬼

提防大眾傳媒裝扮成「道長」式魔鬼

馬克 2013年8月22日

我是香港人連線評論員齊建國: 今天中共政權不遵守一國兩制的承諾，百般阻止香港的民主發展，導致港人忍無可忍而挺身主張香港獨立自主。政客或學者，往往會用上許多抽象原則去分析或評論這類主張，譬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分裂國家」、「觸犯《基本法》23條」、「必須考慮港人的最佳利益」，又或「香港獨立建國是否可能與可行」等等，各家各說，莫衷一是。這些所謂超然的、客觀的專家角度，對由1842年至今仍被外人管治而無權自治的港人來說，只是脫離現實的、虛無的、不著邊際的分析。港人為政治前途做抉擇的時候，哪會考慮到這麼多的政治教條與現實顧慮？相反，港人最終的抉擇，反而顯示了港人最重視、最堅定的價值觀。港人以身試法，也不願見到下一代繼續受苦，寧願忍痛為愛。那種超然的、中立的、客觀的分析，怎能理解港人沉重的道德抉擇？

不少社會或政治理論家，認為報章的出現，可以提供一個公共平台，讓更多人參與政治事務的討論，以及實踐社會參與。這個想法是構成現代公共領域討論的重要一環，亦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石。然而，十九世紀丹麥哲學家祁克果(Kierkegaard) 對報章的功能，持一個批判的看法。他認為報章是會將公眾推向虛無主義(nihilism)，進而破壞公共領域。近期發生的林慧思老師事件，正正好反映祁克果的憂慮。

祁克果憂慮報章會削弱公眾的道德價值判斷能力，意思是指公眾再難以區分高尚的、重要的、或一般的道德判斷。簡言之，公眾會缺乏一個有高、低、先、後次序的道德或價值評價框架，結果便成甚麼都好像很重要，又或甚麼都好像不重要的感覺。為何祁克果會有這樣的判斷呢？

報章提供了本地或是世界各地的新聞資訊，儘管這些報導都是事實，但是對大部份讀者而言，報章報導的事件，對他們來說，大部分都沒有切身的利益(disinterested)關係。當他們評論這些事情時，都可以用上一個較為超然的、抽離的(detached)角度探討事情的「真相」，而很多人都會覺得這種角度是相對地客觀或價值中立的。對祁克果而言，這種超然的、缺乏切身關係的、或缺乏關懷的評論，往往只會是空泛的、表面的、無可無不可的虛言。

例如，女病人癌症已到末期，痛苦萬分，丈夫不忍心她繼續受苦，用枕頭將她焗死，結果被控謀殺。醫療倫理學專家或學者，往往會用上許多抽象原則去分析或評論這類案例，譬如「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殺死病人」、「尊重垂危病人抉擇的權益」，又或「安樂死是否道德」等等，各家各說，莫衷一是。這些所謂超然的、客觀的專家角度，對那位深愛着妻子的丈夫來說，只是脫離現實的、虛無的、不著邊際的分析。病人家屬作生死抉擇的時候，哪會考慮到這麼多的道德原則？相反，他們最終的抉擇，反而顯示了他們最重視、最堅定的價值觀。在這個例子裏，病人丈夫以身試法，也不願見到妻子繼續受苦，寧願忍痛為愛。那種超然的、中立的、客觀的分析，怎能理解病人家屬沉重的道德抉擇？

除非這些報章新聞跟讀者有切身的利害關係，或者是讀者所關注的社會問題，否則一般大眾只會用上一些抽象的原則去理解或評論這些「遥遠」的事件。假若一些報章讀者從來都不關心本土經濟問題，看見報道指世界名店進駐旺角區，茶餐廳捱不起高昂租金而結業，他們只會指出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規律；一些讀者，他們沒有嬰兒，對奶粉沒有迫切的需要，看見報章報導勇武媽媽追擊奶粉水貨客，他們會反過來批評香港人缺乏博愛之心，沒有照顧到中國嬰兒的需要；又或是一些讀者，從來都不關心香港的政治問題，看到七一群眾上街示威，他們會批評這些示威眾霸佔道路，沒有尊重別人的需要。報章讀者，就好比《卡拉馬佐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一書中，＜叛逆＞那一個故事裏的超然(detached)「虔誠基督徒」，這位觀眾看見小孩受到慘無人道的虐待，還要求小孩的母親寬恕施虐者。

這些超然的、抽離的、缺乏關懷的分析或評論，久而久之，不但使人對周遭所發生的事情變得麻木，而且破壞自身的道德或價值評價框架，慢慢走上「無對無錯」、「無所為，無所不為」的虛無主義。在林慧思老師事件裡，我們可以看見許多香港人，不問那被蘋果日報扭曲的片段的真實性，不去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就作出抽離的道德評論。及後，當事件相對地被弄清楚時，很多評論仍只是探討「WTF」是否粗口，而沒有深究林老師的義憤是源於港共政權正在打壓香港言論表達的自由。究竟「講粗口」的問題大，還是香港走回頭路，要獲得人身保護就要給警察利是的問題大？孰輕孰重，明明一目了然，那些偽道德的「文化人」似乎已經分不清楚了！

祁克果一百多年前的分析似乎並不是過份的憂慮，大眾傳媒，特別是不負責任的報章，是可以破壞一個文明社會的公共言論空間，把大眾推向虛無主義的；而那些陰險毒辣、口蜜腹劍、毒如蛇蝎的大眾傳媒從業員更應被至真至善至美的上帝打落十八層地獄，因為他們總是以胡混的語言、迷惑大眾、為專權說項。他們只是裝扮成「天仙道長」的魔鬼。

倒轉五四

梁文道

梁文道道長 2013年8月12日

打人不對，學生打人一樣不對。可是就有這麼一群學生，不只硬闖人家宅邸，還打傷了正在那裡聊天的客人，最後更乾脆一把火把人家房子給燒了。這難道還不是暴徒，不應該好好懲治嗎？

然而，這群學生雖然也遭到了軍警逮捕，卻成了老百姓人人拍掌叫好的英雄，更是後人紀念至今的偉大歷史事件的一部份，再也沒人譴責他們的不是。那一天是1919年的5月4日，那座房子就是曹汝霖當時住的趙家樓，而不幸挨揍的家人則是留下“漢奸”惡名的章宗祥。這場事件，後來被人叫做“五四運動”。

老實說，我始終覺得那班情緒失控的學生是有問題的。再怎麼愛國，也不能掄拳頭打人，更不能縱火燒掉別人的物產呀。但為甚麼當時的輿論都不集中在那幾十個學生的暴行上頭，反而轉過來聲援他們，要政府放人呢？另一方面，身為教育界最高精神領袖的蔡元培，竟然也不罵他們放肆，說他們樹下了壞榜樣；他的反應是為了營救他們，不惜號召全國上下罷工罷市。

打人不對，放火不對。但假如當時的民間組織集會示威，焦點全都招忽在學生身上，又假如南北各地的媒體也都要求相關學校開除那幾十個學生；再假如教育界的師長集體沉默，甚至還附和官府，斥責學生。我們會不會反而覺得整件事更不對勁呢？

我不贊同林慧思老師粗言辱罵警察的舉動，也不是想把這件事拔高到五四運動般的地步。我只是以為，當一個錯誤是被更大的系統錯誤所激發出來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只把矛頭指向前者的。若有中國民工自焚討薪，大家只顧著批評這個工人太危險，卻放著惡意欠薪的老闆不管；這就算不是本末倒置，也是轉移視線。

應該公正執法，應該嚴守中立的香港警隊，如今表現得越來越不像話，明擺著幫人欺壓異見。這時候卻有各類組織跑去追究那個看不過眼說了粗話的老師，其中邏輯，豈不正像一場反著來的五四運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