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為何是殖民特例?

林沛理  《亞洲週刊》  2007年7月8日

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兩面性﹐以及歷史的大潮流使香港成為殖民地中的「反常個案」。

香港是一個正統殖民理論從來沒有充分解釋的「反常個案」(anomaly)﹕在英國統治的一百五十年歷史中﹐它由一個荒蕪﹑人跡罕至的孤島發展成一個地球上富庶的社會。

殖民理論認為殖民的境況播下了動亂的種子﹐被殖民者起來反抗他們的殖民地主人乃無可避免的歷史邏輯。然而在英中兩國簽署聯合聲明﹑決定香港前途之前﹐蠢動在絕大部分香港人內心深處的強烈願望﹐卻是現狀的不變。事實上﹐在被英國統治的一百五十年裡﹐香港從沒出現過一個在史上留名的反殖民地英雄人物﹐除非你把李小龍也計算在內。原因很簡單﹐絕大多數香港人把他們的英國統治者看成恩人和施惠者(benefactor)而非帝國主義者和侵略者。所以「九七」對香港人而言﹐與恩主公英國分離﹑割裂的苦楚遠遠超過被中國併吞的恐懼。

沒有人比當時的中共頭目鄧匪小平更瞭解這種香港人的「非典型被殖民者心態」。鄧匪祭出「一國兩制」的政治神話﹐並強迫香港人接受﹐欺騙香港人它擔保香港的社會制度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在香港被中國併吞之後的五十年內保持不變。

當然﹐香港的殖民現實不足以為殖民主義作為一種侵略行為「翻案」。就如﹐在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再成功﹐也不足以證明於一八九九年英帝國勢力在印度處於全盛期時﹐有帝國政治家(imperial statesman)之稱的印度總督寇松( Lord Curzon)所說「大英帝國是全球最偉大的行善工具」(the world's greatest instrument for good)的話是對的。

然而香港這個孤例絕非沒有意義。時至今日﹐認為帝國主義滿手血腥﹑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的論者仍大有人在。舉個例﹐在二零零七年三月出版的一期《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聯合國前副秘書長Brian Urquhart還義正詞嚴地指稱﹐帝國主義最大的遺產就是為人類留下一連串似乎無法解決的問題。他並舉巴勒斯坦﹑克什米爾(Kashmir)和賽普勒斯(Cyprus)為例。Brian Urquhart沒有提及香港。他當然不提﹐因為香港的殖民地經驗證明帝國主義者不只是侵略者和征服者﹐也可以是施恩者﹐帶給被殖民者法律﹑有效管治﹑科學﹑文明和繁榮。即使最吹毛求疵的人也要承認﹐這些價值和利益是超越階級﹑意識形態和性別而惠澤每一個香港人的﹐它們為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提供了充分正當性。

跟社會主義一樣﹐大英帝國主義發軔於一種理想主義的推動力(idealistic impulse)。它除了掠奪﹑鎮壓﹑殘殺和剝削之外﹐亦會行善﹑建設社會和造福人群。兩者之間不僅沒有矛盾﹐反而共同建構了帝國主義性格的兩面性(two-facedness)。在統治香港的一百五十五年﹐大英帝國主義給世人看到的﹐主要是其明亮﹑潔淨和善意的一面﹔這其實是有它的歷史因素的。

不過是七十年前﹐大英帝國還管治著地球上逾四分之一的土地。可是﹐在兩次大戰期間﹐它整個遍佈全球的帝國主義系統在其殖民地﹐特別是印度的獨立運動的不斷消耗下﹐已經疲不能興。二次大戰後﹐英國更成強弩之末。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Suez Crisis)更將英國在財力和軍事上的今非昔比﹑外強中幹﹐以及它對美國的唯命是從﹐戲劇性地展現於世人眼前。在這樣的時局下﹐盡快給予殖民地獨立﹐以及加速去殖民化的過程﹐成為了自麥美倫(Harold Macmillan)一九五七年出任首相後英國的國策。

在這個歷史大潮流下﹐英國管治香港的殖民色彩本來就不濃厚﹔再加上香港並非中國領土一部分的這個政治現實﹐爭取獨立或民族自決的政治訴求在香港始終闕如。英國在香港的管治﹐除了一九五六年的右派暴動和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嚴格上從未真正受到挑戰。英國毋須擺出的帝國主義者姿態﹐就可以在香港這塊殖民地身上盡情獲得幾乎是取之不盡的經濟利益。

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的與眾不同﹐塑造了香港人獨特的公民性格(citizenship)﹐以及香港人那種自覺高人一等﹑凡事皆可置身事外的例外主義心態(Hong Kong Exceptionalism)。香港人的例外主義心態對香港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決定性的影響﹐它給予香港人一種敢於嘗試﹑大膽創新的冒險精神﹐一種「香港式的破格」(Hong Kong license)﹐為香港在文化上的自我書寫﹑在經濟上的屢創奇跡提供了雄厚的精神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