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曼 Vs 曾蔭權

艾克曼 Vs 曾蔭權

艾克曼 (1906 – 1962)
曾蔭權 (1944 - )

艾克曼(Adolf Eichmann)

艾克曼(Adolf Eichmann)是二次大戰屠殺猶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納粹德國分子，戰後潛逃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從阿根廷綁架到以色列，1962年被以色列法庭依戰犯罪名處死。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裏面，相較於粗野不文的美軍，德國軍官總是一派儒雅，喜歡誦讀歌德甚至能夠彈一首貝多芬的奏鳴曲。為什麼這樣的人會從事如此駭人聽聞的冷酷殘殺暴行呢？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去耶路撒冷旁聽納粹黨徒艾克曼(Adolf Eichmann)受審時，她驚訝地發現「艾克曼既不陰險，也不兇橫」，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罪犯，就那麼彬彬有禮地坐在席上，舉手投足都像一個溫情脈脈的謙謙君子。他甚至宣稱「他的一生都是依據康德(Kant)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動都來自康德對於責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來自遵從命令，頂多就是特別熱心軍階晉升罷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過是「一座機器裏的螺絲釘」。

曾蔭權(Donald Tsang)

香港傀儡特首曾蔭權在2007年2月1日宣佈競逐連任後，親自構思出競選口號「我會做好呢份工」（I'll get the job done）。曾蔭權由自詡為「政治家」到自我期許要「做好呢份工」，其自我形象之急促下滑實在令人嘖嘖稱奇。可是，真正令人悚然心驚的不是曾蔭權沒有大志，而是他在狹義上的野心勃勃。他幾乎是情不自禁地要用「我會做好呢份工」這句口號，公告天下他是個如假包換的「仕途主義者」（careerists）。

仕途主義與「平凡之惡」

一九六三年，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以美國雜誌《紐約客》（New Yorker）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報導在二次大戰屠殺猶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納粹分子艾克曼（Adolf Eichmann）的刑事審判。她發現，這個被媒體描繪成十惡不赦的惡魔，實際上完全沒有深刻的個性，僅僅是個平凡無趣、近乎乏味的人。阿倫特在他身上發現了「平庸無奇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艾克曼之所以簽發處死數萬猶太人的命令，原因在於他根本不動腦子，他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艾克曼在大屠殺中犯下了彌天大罪，但他的動機卻是理直氣壯的服從命令和盡忠職守。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一書中，阿倫特指出：「艾克曼確實沒有任何動機，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可以想像，當艾克曼被任命負責猶太人集中營的運輸與屠殺作業時，他也有大聲地說一句：I'll get the job done。我們有必要對仕途主義者特別戒備，因為仕途主義（careerism）是近代人類苦難的其中一個大源頭。

在官僚制度下，能夠脫穎而出的又往往是最能夠將自己化身成長官意志的最有效工具的仕途主義者。他們在道德和政治上不作思考、無判斷，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辦事，不需要也確實沒有個人的感情、思想和悔意。他們一心一意，只是要「做好呢份工」。

「平凡之惡」(evil of banality)並不需要靠什麼大奸大惡之徒才能完成，也不需要暴力威迫。「平凡之惡」只需要合作，一個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難以想像難以言傳的邪惡。前提是這個平凡的人在威勢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斷的能力。

中國人為什麼猛暴不仁?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許恭生的中國清華大學學生在校園內逃跑的時候不慎絆倒，他的同學們立刻上前用自製的長矛對他亂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處，腿股動脈和肝臟破裂之後死亡。幾分鐘前，他的另一位同學卞雨林因為中了塗上氯化鉀的箭矢死去。這兩人都是中國文革期間著名的清華大學「百日武鬥」受害者，殺他們的人和他們一樣，是中國最高學府的精英，天子門生。為什麼一個純良的學生會變成亂了性的兇徒呢？中國人要反省，也要承擔歷史責任，除非中國人真的相信過去幾十年來的罪孽只是「極少數極少數的幾個人」的錯誤，其他人不是受騙，失了心瘋，就是「大機器裏的小零件」。

時至今日，香港民主制度尚未建立，中共專制政權依舊囂張，是因為香港經濟及中國市場與太多人的仕途戚戚相關。香港特區傀儡政權官員的仕途與他們冥頑不靈地支持中共政權為併吞香港而編織「一國兩制」的謊言大有關係，更無須多言。

很多學者形容納粹的罪行是史無前例的「極端之惡」(radical evil)，其規模其內涵超出了人類想像力的邊界。而漢娜‧阿倫特獨到之處，就是指出即使邪惡如納粹，到底也是個在地上行走的機器，是個人類零件組成的組織和機構。而人之所以會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為受到誘惑，只是不想與他人不同，只是想做個乖乖聽話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惡」(evil of banality)。正是因為這個「平凡之惡」的觀點，我們可以討論在獨裁專制的中共政權底下，個人的道德責任問題。去逼問13億中國人何以不反抗由僅僅一千個特權份子組成的中共專制政權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惡是如何由每一個人不經意的每一步逐漸積累而成。中共匪軍不都是痛下決心要做殺人兇手的，他們可能平凡如你我，他們甚至可以是個熟讀康德知書達禮的「好人」，他們只是漸漸地交出了判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