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表皮之下的戴高樂與貝當

在歷史的表皮之下的戴高樂與貝當

邊芹《新民週刊》 2004年06月28日

那還是在6月初的諾曼第之行行將結束的時候遇到的一件事。

那天午後，我在看完盟軍登陸的最後一個“Utah”海灘後，帶著被各種新鮮事興奮起來的神經和轆轆的饑腸，離開大西洋，沿著名為“解放之路”的913省級公路，向內陸進發。在兩個著名的盟軍空降點馬德萊娜村和聖瑪麗杜蒙村之間，我看到路邊有一片小樹林，便開了進去。在法國公路邊，常有這樣的為旅人提供方便的歇腳點，一兩張野餐的桌子，扔棄雜物的垃圾桶，一片樹陰，足矣，卻常常是路人留下旅途溫馨記憶的所在。我停靠的這個歇腳點有相當濃密的林子，把公路的喧鬧全部隔開不說，還把三張野餐的桌子也一一隔開，以致每張桌子就像設在一個天然的綠色沙龍裏。

我選中最濃郁的那一“間”坐下來，吃我的三明治。四周靜極，只有陽光斑斑點點地穿透枝葉，在微風中舞蹈。剛才在海灘上、在馬德萊娜村那種無論你有多少心理防禦都會卷裹你的興奮，就像微汗一樣慢慢落下來。

就在這時，一個老人緩緩走進林子。我完全不知道他從哪里冒出來，四野並沒有一間農舍。我也不相信他會走到我身邊，法國人有別于中國人的地方，就是不喜歡打擾人。但這個身穿連身工裝褲的諾曼第老農，正一步步走近樹林深處的這張野餐桌。他嘴裏叼著一支細長的雪茄，銀白色的頭髮上扣了一頂藏藍色的鴨舌帽，這種帽子如今只有老古董才戴。他的眼睛是藍色的，帶著一絲似乎已經固定在表情裏的狡黠的微笑。

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一種巧合，安排他在這時候出現在我身邊。好像我全部的諾曼第之行，需要這樣一個從天而降的人物來畫上一個句號，或者說拉出一個長長的問號，引出以後的東西。他的出現完全有別於我在海灘上或村子裏找一個當地的老人採訪一番，這就使我至今回不過神來，要不是相機不離手的我當即抓拍了他幾張照片，他的出現和離去，只在吃一個三明治的時間裏，真的好像並未存在過一樣，只是我的某種意念。但那確實非意念所為。好奇妙的一天！

我們聊起來，他並沒有什麼事——如我最初推斷的那樣——請我幫忙，他只是閑來走進這片林子，遇見了我。我自然是問起諾曼地登陸“慶典”的事，以為他會像我在“慶典”現場遇到的法國人那樣，按某種已經定好的基調回答我。因為我發覺，無論在世界什麼地方，人都有意識無意識地監督自己的思想，讓其不超出當時當地通行的某種基調。我們時常驚訝歷史上有時出現那麼長時期的蒙昧狀態，我們總是在事後想，這麼簡單的道理，為什麼只有極少數人明白。事實上只是那個“基調” 在作怪。

而這個老農恰恰是不遵守這個“基調”的人。我這樣寫，也許讓多數讀這篇文章的人以為這是我為下文做的一個有意的情節安排。事實正相反，是這個百分之百的巧遇，安排我做了其後的事。

“我們其實並不這麼喜歡美國人。”他的第一句話就讓我專注起來。諾曼地登陸時他才四歲，母親靠給美國大兵洗衣服，賺一些食品。“我們在盟軍炮火下遭的罪，甚於德軍佔領時期。”“美國人來了就不想走了”，老頭兒繼續說，“要不是戴高樂將軍把他們趕走，今天他們還在這兒呢。”老頭兒眼裏，德軍、美軍差別不大，都想吃法國這塊肥肉。我聽了心驚肉跳。老百姓眼裏自有另一套歷史觀。

“你看他們現在還是這樣，好像是這裏的主人，從德國來參加慶典的美軍跑來跟村長說要徵用這塊地、那塊地。這裏又不是伊拉克。”

“你們村裏的人都如你所想嗎？”我問。

他說：“當然。”可我在村子裏聽到的全然是另一種說辭。我望著這張誠實的臉，心想若是剛才在馬德萊娜村的小廣場上遇到他，他也許也免不了另一套說辭，場景的需要嘛。

我為了趕路，匆匆與他告別，竟然忘了問他的名姓。他就這麼出現又消失，倒也翻轉了一下佈景。戰爭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正義往往並不說明什麼，倒是苦痛是實實在在，忘不掉的。而後者恰恰是最被忽略的。

同一段歷史

我在離巴黎約一百多公里的地方，略向南邊偏下去，停在盧瓦爾河支流盧瓦河畔的蒙托瓦鎮。一個十分平常的小鎮，沒有名勝古跡，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歷史。只因為六十四年前的一次握手，讓它從此蒙羞。

我在鎮邊與田野交界的地方，找到了這個幾乎決定了法國人命運的小火車站。除了兩翼被拆除，車站主樓尚在，也就是二層民居一般的小樓。新近粉刷過，白煞煞地兀立在那裏。當年的三條鐵軌只剩下一條，因為一列旅遊小火車要通過。希特勒與貝當握手的那個月臺已消失在荒草中。那一天是1940年10月24日，一個星期四。距巴黎淪陷僅四個月。

從法國中南部“自由區”臨時首都維希市坐汽車趕過來的貝當元帥，18點，來到火車站前。他一左一右由德軍最高司令凱特爾和德外交部長裏本特洛普陪同，走向希特勒專列“Erika”停靠的月臺。希特勒已站在月臺上，先向貝當伸出了手。四名希特勒的御用記者，兩個文字記者，一個攝影師，一個攝像師，記錄下了這歷史性的握手。

“一路旅途順利嗎？”這是希特勒向貝當發出的第一句話。

其後約一個多小時的會談在“Erika”上舉行。值得記取的是其中兩句對話：

希特勒：“你們願意不願意與我們一起工作？”

希特勒的翻譯將德文裏的“工作”譯成了法文裏的“合作”。

貝當表示原則上同意。

從這天起，“停戰”變成了“合作”，這個小小的名詞，在其後的四年中，不知掀起了多少仇恨，不僅僅是法國人對德國人的仇恨，而是一批法國人對另一批法國人的仇恨。在外部一股強大勢力的壓迫下，有些民族更加團結，有些民族馬上分裂，合作者在一個極端，抵抗者在另一個極端，中間是沉默的大多數。多少只在理論上信奉法西斯主義的法國人，通過這次握手，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就在此前一天，希特勒乘坐“Erika”在西南部法西邊境的昂代見了佛朗哥，那個剛剛將赤色的共和派殺個精光的西班牙獨裁者。與貝當握手四天后，也就是10月28日，希特勒的專列停在佛羅倫斯火車站，與墨索里尼會面。這一番斡旋，讓一年來樣樣得手的希特勒頭腦發熱，就在十來天后，他命令總參謀部草擬一份進攻蘇聯的計畫。

我站在空無一人、並且也已不存在的這個“月臺”上，想到的是，悲劇從來不會在中途停下來，它一定要走到底的。

我離開已成半片荒草地的車站，走進候車室。火車站早在很久以前就停止服務了，候車室作為一個售票點得以保留下來，如今已改成一間小小的博物館。我從“車站”唯一的“乘客”，那個熱情的女館員嘴裏得知，小博物館剛建了一年都不到。這讓我頗為驚訝。

“你知道，我們一直背著‘恥辱之鎮’的包袱，戰後幾十年，大家只想快快忘掉。當年選中這裏，是因為希特勒要南下西班牙，要西進義大利，這裏離維希亦不遠。更重要的是附近有一個長長的鐵路隧道，可以防空襲。不過蒙托瓦鎮的人就此進入了歷史。‘元首’的到來曾使他們‘倍感榮幸’，後來又恨不得無人知曉……”直到今天女館員還說：“有人問我持什麼立場，我保持中立。”

我們常常覺得別人的歷史要比我們自己的歷史容易消化得多，事實卻並非如此。

在返回巴黎的路上，我想起六十四年前六月大潰敗時，擁堵在通往西海岸各條公路上的逃難的人流。1940年6月 8日，從巴黎開向西海岸的火車還大致准點；到了6月10日，火車開到西部重城雷恩已誤點十八小時；11日，乾脆完全沒有火車了。從中可見潰敗之迅速。

整個6月，半個法國的人都在外逃，誰也不知道逃向哪里。最早看到逃難過來的比利時人和荷蘭人，法國北部的人還只是憐憫地看著他們逃命，沒想到這種命運落到自己頭上的速度如此之快。這種整村整村空掉的景象，要上溯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才看得見，那時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這一次卻漫無目的，只知向南、向西。

成千上萬的巴黎人擠在奧斯特利茨火車站，長長的人流一直將尾巴甩進地鐵裏，他們從天明等到天黑，就盼望能弄到張車票，哪怕擠在貨車上。

政府官員全都逃往西南部的波爾多，全國唯一還有組織的是一夥夥盜賊，趁火打劫。銀行裏的儲蓄幾乎被提空，不知前途何在的人們，揣著現款逃命，結果一路上被騙被搶。裝著幾百萬國庫現鈔的飛機被英軍飛機誤擊，無以數計的鈔票如雪花般在田野上飛舞

1940年6月11日，因為戰鬥已挽不回敗勢，為了巴黎城不被摧毀，法國政府宣佈巴黎為不設防的城市。很多年後，不知多少法國人為此慶倖，那時投降的屈辱只在歷史學家的紙筆上頑固地滯留著，多數人眼裏看到的已是巴黎比柏林、倫敦要合算了許多。

14日淩晨，第一批德國機械化部隊從北邊的聖德尼斯像潮水一樣湧進巴黎。少數沒有逃走的巴黎人在他們虛掩的百葉窗後面，驚恐地看著這支有如末日審判的軍隊，旁若無人地開進了他們的城市。

早晨8點，兩個德國軍官走進巴黎警察局，讓留守的局長交出外國人、間諜和共產黨員的檔案。與此同時，德國人開過亞歷山大大橋，佔領了殘廢軍人院。9點45分，凱旋門上的三色旗，被德國旗取代，佔領軍的慶祝儀式開始了。

這一天，不知多少德國軍官和士兵在凱旋門前留了影。這可能是歷史上一支軍隊最短暫、最影像化的笑容，四年以後，站在這裏留影的便已是盟軍的官兵。前一支被打敗的軍隊留下了約二十萬法德混血兒，戰後這些無辜孩子的不幸命運，在凱旋門前留下的笑容裏還絲毫洞察不到。後一支軍隊也在他們勝利的煙塵中卷裹了一堆破碎的心，和一批無父的嬰兒。1945 年，成千上萬的法國女人登上橫渡大西洋的郵輪，嫁給了美國大兵。這使我聯想到80年代我那些大學女同學，熬不住也就是十年的物質匱乏，紛紛投向西方男人的懷抱。我從中得出不管什麼樣的征服者，在情場上都是勝利者的結論。此是題外話。

6月17日，就在歐錦賽法國足球隊迎戰克羅地亞隊的那個傍晚，我在黃昏時分來到巴黎市政府廣場。到的時候，比賽已經開始了，廣場上巨大的電視螢幕前，站滿了人。沉靜與喧嘩伴隨著每一次球門前的拼殺。望著湧動的人頭，我驚異於今天歐洲人的愛國情緒幾乎只在足球賽時才集體噴發一次。六十年前的愛國狂熱遠比足球賽走得遠。六十年的確改變了很多東西，那個年輕的理想主義的歐洲已經不復存在。

我在人海中穿行，聽著年輕人的喘息和歡叫。一個民族集體吞咽痛苦的能力是如此之強！我不禁記起一首法文歌曲的唱詞：“我們是否經歷的是同一段歷史？”

我想到1940年的6月17日，這一天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在戰敗的塵煙中崩塌，總統保羅•雷諾辭職。這個文人總統在這種時刻顯然太優柔寡斷。幾天前，他把法駐西班牙大使、一戰的老英雄貝當元帥召回來，又把年輕的將軍戴高樂提拔進政府作副國務秘書。他尚不知道此舉便意味著，他徹底走下歷史舞臺，以後的歷史將由這兩個人去書寫。

但1940年6月，戴高樂是孤家寡人，保羅•雷諾支持他，但沒有他那麼決絕，當時的德國是那樣的不可一世，除了一兩個天才，人的肉眼真的難以穿越那層絕望的濃霧，看出未來的某種轉機。何況英國人並沒有全力支援法國，它把飛機留給自己可能的本土作戰；羅斯福給保羅•雷諾的信上，也只是對未來的許諾，道義上的支持，美國尚未遭遇珍珠港。戴高樂可以遠走倫敦，保羅•雷諾走不了，成千上萬的法國人在逃難的路上，他們可到不了倫敦。

八十四歲的老貝當站出來，法國已沒有退路，只能求和。絕大多數政府官員不約而同地站在了他那邊。事實上是四千萬看不到一星半點希望的法國人選擇了貝當——他們在一時一地的救星。

保羅•雷諾說：“你們把希特勒當成拿走我們阿爾薩斯和洛林省的那個老紳士紀堯姆一世，而其實他是成吉思汗。” 誰說這句話不具有預言性？不管我們怎麼看，在歐洲人眼裏，成吉思汗差一點毀滅了歐洲文明。

但在歷史關鍵的時候，溫和派永遠是靠邊站的，人們集體歡呼的是極端派，好像那樣一批人才能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希望，而非更大的痛苦。不幸的民族往往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1940年6月17日和18日，有兩個歷史性的講話。17日的是貝當發自波爾多的講話，18日的是戴高樂發自倫敦的講話。前者的聽眾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國人，後者的聽眾恐怕最多只有百分之一。1944年後審判通德分子時，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官每每會問那個處在被告席上的人：“6月18日那天你沒聽到戴高樂將軍的號召嗎？”

命運選擇那些選擇的人，但並不因此放過沒有選擇的人。

1940年6月18日那天，戴高樂被多數人視為瘋子，如果說他天才般的預言被歷史記住了，他的同胞當時卻遠遠沒有聽到，更不屑一顧。

六十年前，這個廣場上也聚滿了人，一次是1944年4月貝當從維希來巴黎，廣場上站滿了歡呼的人群，“馬賽曲 ”在空中回蕩。這一天，據記載，約有兩百萬人上街歡迎貝當元帥。四個月後，戴高樂從倫敦來巴黎，也在這個廣場上，人群歡呼的場面一模一樣，也有兩百萬人上街，只是歡呼的物件變了，歷史的背景變了。當時巴黎的人口記錄也就是兩百萬，除非上帝之手在幾個月中將全城換了血，否則其實是一群人。同樣的一群人！

一直要等到戴高樂和盟軍的勝利，以及這一勝利的火車頭後面拖帶的無以數計的無名的犧牲者、毫無英雄事蹟可歌的毀滅的城市，這一頁歷史才被翻轉過來，17日的講話被18日的講話取代，6月18日成了歷史性的一天，法蘭西重生的一天，將40年和44年連在一起的一天。歷史如果還有真相的話，它永遠只能躲在一個角落裏，不能影響新的解釋者。

選擇與沒有選擇

我離開市政府廣場沸騰的人群，過河來到西岱島上的司法宮。1945年，審判貝當的地點就在這個司法宮。此刻宮門緊閉，除了三兩遊人，巴黎人不是在看足球，就是在餐館或電影院。審判貝當的那天這裏可是熱鬧非凡。貝當一言不發，旁聽的人一個勁為他的辯護律師喝彩。法官氣憤地大叫：“這個廳裏怎麼全是德國人？！”

聰明的戴高樂並不想審判貝當。他知道，審判貝當就意味著四萬抵抗戰士審判四千萬合作分子。但貝當被瑞士政府送回來，就不得不審了。死刑是要判的，一段不光彩的歷史要翻過去，終要有一個戴罪的人。但赦免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左派右派間的內戰還要打下去。

羅伯斯比爾在法國大革命時說過：“不砍掉路易十六的頭，不足以證明革命的勝利。”那麼不審判貝當，也不足以證明戴高樂的勝利。這個道理放之四海而皆準。

老貝當在被流放的那個大西洋的小島上，居然活到九十五歲。死後就葬在島上，墓碑朝向大陸。戴高樂也葬在家鄉的小墓地，安安靜靜地留在巴黎東部兩百多公里處的一個小村裏，遠離先賢祠，不過這是他的選擇。貝當已沒有選擇。

離開司法宮，過聖蜜雪兒橋，就是聖蜜雪兒大街。已是掌燈時分，咖啡館的露天座上滿是人。他們或聊天或看著馬路。但2004年不是1944年，他們註定看不到什麼，街頭的激情已經絕對稀有，除了擁吻中的少男少女。

我們來看看讓-保羅•薩特1944年夏季作為《戰鬥報》特約記者寫下的一段話：“我是在聖蜜雪兒大街的最下端 (應該就在我此時站的這個位置)，遇到了那個讓人心酸的佇列。那個女人五十歲左右，頭髮並沒有被全剃光，幾撮毛髮垂在腫大的臉上。她赤著腳，一條腿穿著長筒襪，另一條腿裸著。她慢慢地走，頭從左晃到右，嘴裏輕輕地重複著：‘不，不，不 ……’戰後的集體清算最容易的目標，就是這些為愛或為錢和德國人睡覺的女人。外敵剛走，內戰便打起來了。”

我想起蒙托瓦小火車站那個女館員跟我說的話，“德國人對我們的傷害，不如我們自己人對自己人的傷害。”這只是躲在歷史一角的輕輕絮語。

順著聖蜜雪兒大街，很快抵達與之交會的聖日爾曼大街。從1940年6月擁堵在這兩條大街上逃難的人，我又想到 1944年8月另一批逃難的人。此逃難已非彼逃難。此時全法國已是一片歡樂的“馬賽曲”，投降、合作的一頁已由一小部分人的犧牲翻過去，隨之翻過的是祖國對這另一批人關上的大門。他們或為自己的理想、或為自己的罪惡、或為自己的愚蠢，站到了另一邊。他們在1944年夏末像過街老鼠一般往東北部德法邊境奔逃，方向與四年前奔逃的人群正相反。

寫出《在黑夜裏漫遊》的大作家塞林納也夾在這股人流裏。這些人知道德國只能是暫時的目的地，等待他們的將是最後的審判。

寫到這，恐怕只有一句話是最好的結語：沒有永遠到手的東西，只有永遠被追求的東西。和平和其他許多東西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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