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汪精衛1939年 離重慶到河內發表“ 豔電”,正式接受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誘降。其時中日已在戰爭狀態,汪精衛公然投敵,確實犯了叛國罪。

汪精衛之舉,不是一時衝動,動機相當複雜,不出三項:

一來判斷中日在歐美作壁上觀的狀況下,不可能打贏日本;
二來關心日占區人民的疾苦,認為淪陷區的人民,需要一個與日本 “ 協調溝通 ” 的中國人政府:
三則與蔣介石長期不和,論革命資格 , 汪優於蔣 , 党國大權卻屈從于蔣之下 , 心有不甘。

汪精衛投日,動機可以三種都有。60年 來的論者多至為情緒化 , 少以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汪氏其人的性格 。 如果汪精衛只顧貪生怕死 , 賣國求榮 , 則少年時行刺攝政王的壯舉難以解釋。

汪精衛的人格心理學,層次豐富,其人悲壯之餘,有自毀的傾向,少年時嚮往做烈士 , “ 慷慨歌燕市, 從容作楚因 ”, 明顯是受了戊戌六君子尤其譚嗣同的精神感召。

汪氏一生不煙不酒,不近女色 , 沒有包二奶, 也沒有貪污 , 對道德的自我要求 , 比後世許多奢談 “ 愛國 ” 的官員都高尚。

汪精衛離開重慶之前 , 給蔣中正留書,說 :“ 願兄為其易, 弟為其難。” 意指不惜獨力扛上 “ 漢奸 ” 罪名, 執意要闖虎穴。

這一點與汪氏少年時自稱甘當釜下柴薪,燃燒犧牲 , 造就革命勝利的焰光,應該說是一脈相承。

瞭解汪精衛的自毀性格 , 就不難解釋為何其人前後半生的巨變 , 其實汪氏沒有變 , 只是自我犧牲的決心 , 換了一種形式。

汪精衛沒有想到投日之後 , 兩年左右 , 日本就偷襲珍珠港,激發美國對日宣戰。 其時近衛下臺, 日本軍國主義由 東條英機的激進派上臺 , 走向瘋狂,

這一切皆不在汪氏當初意料之內 , 如果汪精衛對戰局的發展未卜先知 , 知道美國後來憑兩顆原子彈戰勝日本 , 還會不會投奔日方 , 到南京組府?

此一假設 , 據金雄白回憶 , 汪氏在知悉日本轟炸珍珠港 ,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 , 曾以頭撞牆 , 嚎啕痛哭。他知道押錯了寶 , 也知道日本必然戰敗 , 叛國和漢奸的汙名 , 勢垂千古。

汪精衛的南京政府 ,質素參差,後人以 “ 汪政府 ” 視如整體。日本人早在上海培養了特務鷹犬如丁默村 、 李士群之輩。

汪精衛到了南京 ,日本人順勢塞給他這個流氓和投機政客的班子,汪氏並無選擇。 追隨汪精衛的陳公博 , 本來覺得投日太犯險, 為了友情 ,也黯然捨身追隨。

汪陳的品格 , 應該高於汪政權許多雜牌軍 , 但身不由己,受日本的擺佈 , 悔之已晚 。

汪精衛的悲劇 , 是他知道即使日本戰勝 , 自己最多是 “ 滿洲國” 的溥儀 , 只是日本軍政府名下維持一會的傀儡,

如果純粹熱衷權力 , 不如留在重慶當好國民政府的副總裁 , 即使沒有軍權 , 至少可以號令半壁江山的政府文官。

汪精衛在百姓慘遭煎熬時 , 至少敢表態 , 還懂得流淚,如果他是幹練成精的政客 , 應該自始至終保持一張毫無表情的木面孔,深諳 “ 槍打出頭烏 ” 的韜晦之道;

或對蔣介石表面擁護 , 口是心非 , 私下則密謀兵變 , 暗殺老蔣之後 , 自己來坐江山。

汪精衛沒有這樣做 , 反倒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 , 也從不收藏內心的本色。 這樣的性格 , 在中國官場 , 不是從政的材料。

汪精衛天生浪漫 , 是一位詩人 , 中年之後 , 詩風由剛烈轉為陰柔 : “ 歎護林心事 , 付與東流 , 一往淒清 , 無限留連意 ”, 七分李後主的頹唐 , 三分徐志摩的多愁善感;

至於絕筆之作的一首 登高詞:

“ 城樓百尺倚空蒼 , 雁背正低翔,
滿地蕭蕭落葉 ,黃花留住斜陽,
闌幹拍遍 , 心頭塊壘 ,眼底風光,
為問青山綠水 , 能禁幾度興亡。”

其詩風與自稱擁有 “ 弱者的道德”——

“ 忍耐、躲避、講和氣 ” 的瞿秋白, 不無相似之處 :“ 廿載浮沉萬事空 , 年華似水水流東 , 枉拋心力作英雄。 湖海棲遲芳草夢, 江城辜負落花風, 黃昏已近夕陽紅。”

汪, 瞿從屬不同的政黨 , 文人從政 , 一樣被指 “ 晚節不保”, 兩人的詩詞風格 , 卻又在某種程度上驚人地相似 , 同樣是以英雄浪漫主義追求始 , 以幻滅的悲劇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