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

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

林思雲 2000年5月2日

一、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認為日本偷襲珍珠港，向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國發動戰爭，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為。但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後諸葛亮”。要知道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取決於“物”的方面，還取決於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戰爭總是“物”的方面佔優勢的，人多、槍多、錢多的一方取勝的話，人類的歷史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比比皆是。這些戰例的成功都是依靠發揮“人”的優勢來彌補“物”不足。　

赤壁之戰時，孫權以５萬兵力向曹操７１萬大軍挑戰，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為？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向清國、俄國宣戰時，日本的國力都遠遠遜於中國和俄國，日本是依靠 “人”的優勢取得了以弱勝強的勝利。二戰時日本的國力固然遠遠遜於美國，但絕不是說日本就沒有戰勝美國的可能，只能說美國戰勝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發動對美偷襲，其實就是現在中國所謂的“超限戰”思想，弱者要想戰勝強者，就不能遵守強者們制定的所謂“戰爭規範” 。二戰前世界上有兩大陣營：“英法美”和“德意日”。從人口、資源、工業生產能力等“物”的方面來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國占絕對優勢。但戰爭就是一種賭博，在“物”方面的劣勢者就象口袋裏沒有多少錢的賭徒，他們要想賭贏腰纏萬貫的闊佬，只能採用“孤注一擲”的賭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輸。“德意日”孤注一擲向“英法美”挑戰，也就抱著這種大嬴大輸的心裏。當然 “德意日”的確有戰勝“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將領們少犯一些錯誤，如果“英法美”的將領們多犯一些錯誤，二次大戰的勝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勝利其實不過是一種“險勝”。

在中日戰爭爆發的１９３７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陣營正處於緊張的對峙中，當時人們根本無法預測哪個陣營會取勝。蔣介石賭“英法美”取勝，堅持抗日戰爭；汪精衛賭“德意日”取勝，主張對日講和。如果我們不以“勝者王侯敗者賊”的歷史觀來評判汪精衛的話，當時汪精衛對日講和的行動並不是什麼賣國行為。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取勝的話，中國如果站在“英法美”陣營一邊，就不可避免要作為戰敗國受到割地賠款的慘烈制裁，那時中國可能真要被併入日本的一個省，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要劃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與日本講和，中國就可以避免成為戰敗國的割地賠款苛刻制裁，還可以讓中華文化苟延殘喘下去。這就是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轉變

汪精衛是１９０５年發起成立同盟會的元老，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孫中山逝世後接任國民黨主席。雖然被掌握軍權的後起之秀蔣介石奪取了實權，但汪精衛在黨內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蔣介石之上。汪精衛並不是一開始就主張對日講和的。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衛是主張抵抗的主戰派。當時的愛國學生把汪精衛當作愛國領袖，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５日全國愛國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請當時正下野的汪精衛還政，他們打出的標語是：“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即日收復東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１２月６日汪精衛在接見全國高校學生代表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衛進一步闡述他的對日方針說：“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汪精衛在高呼抗戰的民意之下，再次還政擔任行政院長。

汪精衛上臺後公開發表講話，主張懲罰不抵抗而退卻的張學良，蔣介石等人卻不同意懲罰張學良。汪精衛一怒之下提出辭職，但國民黨中委會不同意汪的辭職。由於汪精衛不掌握軍隊，無法插手軍事方面的“抵抗”，此後汪只好專門負責“交涉”的方面。汪精衛批評張學良的不抵抗退卻時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當時汪精衛本指望中國軍隊的積極抵抗，會引起英美法等列強的出面干涉，譴責日本違反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為。然而英美法只是口頭上譴責了一下日本，並沒有採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這也變相地鼓勵了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使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此後汪精衛開始對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失望，同時中國軍隊在“九一八”後的怯戰表現，也讓汪精衛深深失望，使汪精衛的對日方針從“主戰”一百八十度轉變為“主和”。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汪精衛被刺受傷後，暫時離開政壇出國療養。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汪精衛應國民黨中央之邀緊急歸國。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英美法等國不但沒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為，甚至還拒絕向中國提供武器。由於中國是窮國，沒有現錢買武器，只能通過借款的方式買武器。當時只有德、意和蘇聯肯向中國提供借款，賣給中國武器。

１９３８年汪精衛在對某軍事院校的師生演講時說：“外交的問題，看起來很複雜，說起來又很簡單。有人懷疑我們和德、意的關係，對於這種懷疑，值得去解釋，也不值得去解釋。我的說明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已足夠我們對付了，我們不必再惹第二個。如果墨索里尼願意幫助我們建立空軍，希特勒肯賣軍火給我們，我們為什麼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開一下，各位不要以為有錢就可以向民主國家買到軍火。上次國聯開會之後，我們拍電報派郭泰祺、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向歐美各國接洽，結果並沒有得到收穫。有人告訴我們的外交官，說他們現在沒有軍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後，他們自己準備齊全了，再讓一些給我們。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嗎？羅斯福更是滑稽，他說他可以賣軍火給我們，但是要現錢。我們的大使說：中國是個窮國呀，哪有金子呢？羅斯福說：沒有金子，拿白銀來好了。咳！白銀不是錢嗎？”

抗戰爆發後英美法對中國的冷漠態度，以及中國軍隊的屢戰屢敗，使汪精衛產生了只有對日妥協才能救中國的思想。在１９３８年，中國的抗戰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影子。當時誰能預料到１９４０年美國會經濟制裁日本？誰能預料１９４１年美國會向日本宣戰？誰能預料１９４５年日本會戰敗投降？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今後不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蔣介石則宣佈抗戰到底。此後汪精衛屢屢試圖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講和，連續給蔣介石寫了十幾封信，力主對日講和。其實蔣介石也並非絕對不願意和日本講和，只是客觀形勢不允許他唱講和的低調。蔣介石在舉國上下高唱抗戰到底的愛國風雲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還要把愛國的調子比別人唱得更高。汪精衛認為蔣介石高唱抗日和他以往的所為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願走的道路。

周佛海後來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戰是倒蔣的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尖。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在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漢廣州陷落後，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汪精衛開始公開批評抗日派，他說抗日派是“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汪精衛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地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地承認打敗仗，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當愛國華僑陳嘉庚提出：“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提案時，汪精衛爭辯說：“總理（孫中山）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就是漢奸國賊，那麼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汪精衛說：“抗戰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遊擊隊。抗戰只有一條路：亡國。此外還有一條”和“的道路，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決心和勇氣來講和。”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為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臺，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對華聲明後，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 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 ”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況下，汪精衛決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１２月１８日以外出演講為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愛國氣氛下，走高唱抗戰的道路當然比較容易，而走與日本講和的道路就比較艱難。所以汪精衛對蔣介石說：你去領導容易的抗戰吧，我來承擔艱難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為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是因為貪生怕死，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汪精衛本來已和蔣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後方重慶。如果汪精衛和蔣介石一起高唱抗戰的話，絕不會有任何生命危險。相反汪精衛要逃出重慶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險。汪精衛逃到河內後，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打死了他的秘書。如果不是汪精衛的秘書主動要求和汪對調房間的話，汪精衛早就喪命河內了。所以汪精衛的“和平工作”，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賭博，絕非一般貪生怕死之徒敢為的。

三、汪精衛政府的客觀作用

汪精衛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使中國在國際處於非常絕妙的位置。一半中國人參加英美法陣營，另一半中國人參加德意日陣營。如果英美法取勝，蔣介石代表中國作為戰勝國，接收汪精衛政權；如果德意日取勝，汪精衛代表中國作為戰勝國，接收蔣介石政權。中國是二戰中唯一的無論如何都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這使中國避免了萬一戰敗而陷於割地賠款、甚至被分割亡國的絕境。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才能想出這種絕頂聰明的生存之道，讓洋人們嘆服。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除了使中國成為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外，還從側面拯救了蔣介石和共產黨。因為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滿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戰條件，才使日本沒有繼續向蔣介石發動進攻。如果沒有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日軍不可能找到一個有面子的停戰理由，必須繼續進攻直到消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日本在１９３９年後再沒有對退居重慶的蔣介石政府發動大規模進攻，就是因為汪精衛已經代表中國與日本講和。

有人說１９３９年後日本沒有發動大規模對華軍事行動，是因為日本的戰線太長，兵力不足。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幾百萬兵力全線出擊，大舉進攻東南亞。而日本在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３８年的侵華戰爭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過七、八十萬。只要日本再投入２００萬軍隊，打下重慶延安根本不是什麼問題。正因為汪精衛代表中國與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關係，日本才沒有繼續進攻重慶。蔣介石和共產黨能在８年抗戰中生存下來，靠的並不是國共兩黨軍隊的頑強抵抗，而是靠汪精衛的“賣國”解圍。

汪精衛南京國民政府除了“雙保險救國”方面的意義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為。戰後國民政府號召敵佔區老百姓“憶苦思甜”，揭發汪精衛政府為虎作倀，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實在沒有找到什麼值得搬上桌面的東西。相反敵佔區人民在汪精衛政權下的生活還過的去，基本生活物質供應穩定，市場物價平穩，沒有聽說老百姓吃不上飯，大量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蔣介石“還都”以後，倒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衛時代還下降了一塊。後來共產黨在文革時搞“憶苦思甜”的訴苦大會，也很少聽說有人控訴日偽時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衛統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證，沒有出現發行糧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沒有“知青”市民下放農村的拆散家庭。沒有汪精衛政府和日本人爭物資，保證敵佔區人民的吃飯穿衣，敵佔區人民怎麼可能捱過八年的漫長歲月？假如當時沒有汪精衛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敵佔區的物資全部搶光燒光，敵佔區老百姓即使逃過日本兵的子彈，也逃不過餓死凍死的命運。汪精衛政府與日本人爭物資，至少拯救了上千萬中國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從來沒有人主動要求當別人的奴隸，也沒有人會主動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為奴隸，成為傀儡和走狗，都是出於迫不得已。如果認為汪精衛是自願主動地、心甘情願地當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將是對普遍人性的錯誤理解。客觀地講，汪精衛成為漢奸是他把賭注壓錯了地方。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勝利的話，汪精衛就會把蔣介石作為美國走狗漢奸推上審判台，我們今天也要認真學習《汪主席文選》了。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客觀地評判歷史人物，一定要本著一個最基本原則：“不以成敗論英雄”。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日寫於日本
發佈日期：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